她说打算再回到加拿大，并不是事业不顺利，恰恰相反，她这个行业国内相对机会更多，但是近两年间北京一轮又一轮的雾霾让她感觉比高房价的压力更喘不过气来。

说起孩子的教育，又是诸多的无奈。她的孩子就读的是北京一所著名的国际学校，最初班里的孩子以“海归”子弟居多，但是最近这一、两年已经走得差不多，都又回流回去了。孩子曾经很好的几个玩伴儿，最近回澳大利亚的、回美国的都走了，看着形单影只的孩子，心里很是难过，心更不定了。再加上国际学校的教育也差强人意，不仅外籍老师流动性大，国内的老师也更换频繁。这些国外回来的孩子，中文依然停留在听说尚好、读写不佳的水平上。

孩子班上新转来一个孩子，为了迅速建立起和同学的交往，向每个同学发出了有条件的邀约，你和我玩、听我的，我就给你带一个价值60元的高档三明治，不跟我玩儿也不听我话的就没有。

在孩子的观念里，对秩序的遵守显然已经被物质的强大力量击败。可能失守的还不只是这一点点，朋友所担忧的是她自己苦心给孩子建立起来的是非标准，正在被一种环境的力量处处渗透和改变。

让朋友更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加拿大只是三年懵懂的幼儿园启蒙教育却对孩子有那么深的影响？每次回到加拿大，孩子都一定要回到他的幼儿园看看。当她和孩子产生分歧时，孩子每次搬出来说事儿的都是幼儿园时期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