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留学不是真正意义上拿学位的留学，其实是游学，所以下面以“游学”来称。

我当时事业成功，没想到59岁时有机会来哈佛做访问学者。通常作为访问学者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最长一年。我2010年初做出了安排，选择2011年的1月份到哈佛做访问学者。

当时我给自己做了个计划：在哈佛待一年，在英国一年，在耶鲁撒冷和伊斯坦布尔各半年，一共三年的游学计划。到哈佛之后，第二学期我发现一年时间不够，就延长了一年，第二年觉得还不够，又延长了一年。在哈佛待到第三年的时候，觉得三年也是不够的，应该待四年。

而英国游学来到剑桥是因为剑桥的教授到万科访问，万科的人告诉他们“我们老板也要到英国学习”，剑桥就对我发出了邀请，就这样来到了剑桥。计划一直在改，原计划游学到2014年的，现在预计要到2017年。

大家都很好奇，你留学到底学什么?

第一，先过语言关，现在也不能说已经完全过了，学习、讨论基本没问题，甚至也给这里的学生上课。但英语还是磕磕巴巴，毕竟60岁才开始过语言关，不过英语只是个工具，需要通过这个工具了解西方社会。

第二个，中国从改革开放甚至鸦片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在学习西方，但更多是在学习西方的技术。现在提的四个现代化，也都是技术层面现代化，没有观念现代化，都是希望了解西方是如何做的，我们如何做到西方那样。而我是希望了解为什么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是在西方发生。

我在哈佛学习选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史，因为资本主义是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文艺复兴还有宗教改革派生出来的。西方的文明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学：一个是希腊的文明，哲学、逻辑学角度;另一个方面是宗教，比如基督教的繁荣发展等。

而我的游学国家为什么还有伊斯坦布尔，因为它是伊斯兰文化国家。现代东西方冲突，严格来讲主要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我是想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世界文明。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来到哈佛不到一年的时候，有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即问自己：“我是谁?”本来是要去了解别人、探索别人、学习别人，但是再怎么去学习了解，突然发现还有个文化差异，即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我是谁?”都没弄清楚，如何去了解别人。

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明还了解不够，于是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文明，除了选择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史类课程，也开始选择中国传统哲学课，就这样在西方学术研究的环境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探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

越学习越感到无知，真正进入学习状态是在剑桥，每天都感到时间不够用。收获是觉得自己无知，每天都在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

作为个人的人生修为方面来讲，游学坚持下来到现在，有了如沐春风、如鱼得水的状态，这是过去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状态，人很放松、轻松，这种状态很好。

作为一个企业家的收获是什么呢?我是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位，不再打理具体的事务，到现在没有改变，当时已经48岁，并没想到去留学，当时是圆另一个梦——探险梦，从1999年开始到2010年，整个是在圆自己的探险梦。很多人不理解，王石是功成名就去登山?是企业做不下去了要增加曝光率?要不就是太爱出风头了?

其实都不是，其实是个人英雄主义，做企业是团队的事，要推动团队去做;而要表现个人与众不同，就去探险。我2000年创造的中国滑翔伞的攀高记录14年来还没有人打破。我用10年时间实现自己作为探险家的梦想。

我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位，当时万科已经是中国上市的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后10年虽然只管董事会，不管具体事务，但是2008年万科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开发公司;我自己也登山、探险、飞滑翔伞、越野滑雪，作为一个业余探险家，也满足了个人的英雄主义。

同时，我也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参加公益活动，比如2004年成立的阿拉善，我是创始人之一和第二任会长，去哈佛之前，又做了壹基金的执行会长。2010年开始去哈佛做访问学者。我对自己的安排是 60-70岁逐步减少探险活动，更多地作为老师去大学教书。

2009年我开始在香港大学商学院教书，讲企业文明;到了2012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聘请我做教授，讲同样的内容。如果只是为了圆自己的留学梦，三年也就够了，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说到底，是人要较劲，到了60岁也要较劲，和自己较劲。

如果是两年前、三年前，我没有资格说这个话，现在我觉得我60岁才出来游学，才过语言关，来了解西方社会，熟悉西方社会，和他们沟通，根据我的体会，中国人只要想做，没有做不成的。中国人刻苦，耐久力也非常好，如果真的想去做，就能做到。

但还是会有问题，中国人从“想做”到“做到”，是不是就是没有限制?对于游学，我觉得有“一大限制”和“一小限制”，“一大限制”是能不能取信于别人，凭什么你想做到就能做到，一旦别人成为你的敌人，你还能不能做到?肯定不行。

你如何取得别人的信任，实际引出的一个问题是：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追求是什么?我到了哈佛之后很受欢迎，半年之后哈佛就发了第二年的邀请，一般访问学者没有这样的，没有访问学者在这待着不走的，而且我想待三年、四年都能待，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喜欢你，我觉得在于价值观是一致的。

我为什么要了解西方的文明，深度了解基督教，虽然我也不是基督教信徒，但至少对于西方创造的现代企业的价值观我是接受的，比如规则、透明等。

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大的住宅地产商在这里我就敢说我不行贿，而且是在大学当案例来讲，你要有底气，因为你是企业家，做了快30年了，揭穿你很容易的，任何一个离开公司的财务人员和高官要揭发你太容易了。

万科不行贿已经成了哈佛商学院案例库的案例了，万科一共有5个案例在哈佛的案例库，这是其中之一。当然，不行贿是个底线，还有透明度，讲诚信，讲规则。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和他们沟通，他们接受你。

第二个是“一小限制”，是中国人的胃。我给自己的规定是我出国不吃中餐，但是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过程，在万科有个笑话，如果要惩罚谁，就让他和董事长一起出差。

我坚持吃西餐的目的是向国外学习，不是我喜欢西餐不喜欢中餐。不但是西餐，只要是到一个国家就吃当地的菜，比如我非常不喜欢印度菜，但是到了印度照样吃印度菜，这对于了解当地的文化、饮食是非常重要的。

吃当地的餐饮可以了解当地的文化，这种优势是我在剑桥才感受到的。我来剑桥大概3个月的时候，圣诞节前，教职员工和访问学者一起开Party，其中有个中国院士，他在英国20多年，事业有成，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我认识的人比他还多，他很奇怪“为什么我十几年认识的人都没你多?”因为我每天中午、晚上都在这里吃饭，这是个和人交流的好机会。

一个在英国生活20多年非常成功的中国人，其实他的生活并没有介入进来，他的生活圈子只有非常小的华人圈子，而我才来3个月，已经认识很多人。这就是这一大一小的限制。

搞房地产什么最重要，第一个就是地点，这是房地产业的金科玉律，那如果地点不好怎么办呢?只好去研究客户研究消费者，让他们高兴，让他们忽略掉地点。

万科2012到英国投资地产，我当时吓了一跳，这么好的地点!在西方，在工业发达国家，在成熟的市场，不需要暗箱操作，不需要行贿也能得到很好的土地，真正价值观一致了，各方面做的一致就会觉得如鱼得水。所以价值观很重要，包括如何国际化。我并不是说谁好谁不好，如果和国际化对接，路会越走越宽。我希望你们来西方，虽然很短暂，但也是访学(访问学习)。

第二，从工具论上来说也很重要，但不是具体问题该如何解决，而是方法论。我的朋友说我这三年改变很大，更多是方法论上的、思维方式的变化，更有条理，逻辑性更强。

对于没留过学的人，可以适当的时候下决心，抽出一段时间沉下来。当然，第一个是语言关，第二个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放下，要相信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不要说放不下，不要说有机会才开始。

企业发展和领导人自身提高哪个更重要，当然都很重要，这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自身的提高也是和企业的提高有很大关联的。不要太功利，想着只有我的提高对企业有好处才去提高，也要从人的自身发展去考虑。

剑桥有2个中国名人，一个是徐志摩，另一个是金庸，金庸是82岁到剑桥，在这里读了硕士、博士，因为他觉得他的人生缺少学术训练的过程。

我的人生设计不是到70岁为止，我计划70岁之后就到戈壁上种庄稼去。2004年我加入阿拉善，阿拉善在沙漠边缘建绿洲保护生物多样性，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中国的国土面积27%是戈壁和沙漠，国土面积非常大，人口众多，可用土地却不多。而以色列就在不毛之地上建立了现代化的农场，成为欧洲的后花园。

简单来说，就是用现代农业。第一是解决缺水问题，第二是品种改良。以色列在戈壁滩上种庄稼，他们是什么人在种?是教授、园艺师、工程师、会计师，是掌握了高级知识的有文化的人。

我们中国怎么学习以色列?我们现在搞农业的是什么水平的人?我不敢说我是高级知识分子，至少像我这样在西方大学浸泡过的，也算泡成有知识的人了吧，再凭我的号召力，号召一批这样的海归，以及一些有经验、有理想，能解决自己温饱，一定要给社会做点什么的人一起在这个问题上做点什么。

关于这个想法，褚时健给了我很大启发，他75岁才开始重新创业，我70岁开始，还比他早了5年。褚时健是从人生最低谷开始创业，搞现代农业种橙子。在万科有个中国案例研究中心，已经把褚时健的褚橙作为一个中国企业案例进行研究。可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了我现在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