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感觉到自己在成长的过程里对孤独的渴望,我用“渴望”这个词,可能很多朋友不理解。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和家族的关系很紧密,却不知道为什么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很想逃开家庭的捆绑。当然用“捆绑”两个字不是很好听,但是它确实严密到让你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伦理”是我们华人最熟的字眼之一,因为我们总是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好像很少谈个人的价值,我们总是谈个人在一个大的群体里的价值,所以会觉得我只有在群体里有价值,那我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
我在青少年时期是很叛逆的小孩,喜欢躲在一个角落里读书,那些书基本上是父母不准你看的,连《红楼梦》都不准看。那时我就躲在棉被里用手电筒照着看《红楼梦》,不知道为什么觉得这本书跟自己那么贴近,它里面讲十三四岁的男孩身体里有一种恐惧,不晓得这种变化从何而来,却找不到答案。可是我不能跟父母讲,也没有办法在学校里跟老师讲,所以是没有答案的。
我印象里,每次父亲见到我一定会这样问:这个月考第几名?他跟孩子对话的语言永远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我母亲则没事就会来敲我的门,问我有不舒服吗,我说没事,可过一会儿她又来,说她炖了鸡汤,要不要喝一点,这样大概一天会有很多次。所以我在《孤独六讲》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被许许多多的母亲不谅解,我说:母爱有时候也是一种暴力。
人有两次脐带的剪断,第一次是出生的时候,第二次是你发育的时候。我希望跟母亲脱离某种关系,因为只有脱离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
一生一定要流浪一次
我25岁离开台湾到巴黎去的时候,心里觉得兴奋得不得了,因为我觉得整个人都飞起来了,我终于可以脱离那个家族了。爸爸妈妈,六个兄弟姐妹,一大堆的阿姨、婶婶、伯父、叔叔……
我一直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孤独的时刻,甚至读大学的时候会跑到庙里住很长时间,把我妈妈吓坏了,以为我会出家。
我到巴黎以后,突然发现和我同样年龄的青年朋友好像没有像我这样的困扰,他们可能13、14岁,就背着一个背包出走了,但是我不敢走出去,因为家里告诉我,走出去就是危险,尤其我父母是经历过战乱的那一代,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
那时候法国流行站在路边搭便车,我常常看,也很羡慕,但是我不敢做这件事。法国朋友对我说,他们13岁就开始搭便车,跑遍整个欧洲,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忽然发现我们的安全感跟我认识的这些法国朋友差距那么大,他们从不顾忌接下来会碰到什么困难,先走出去再说。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想去意大利,所以我的好朋友开车把我带到法国的东南边,靠近阿尔卑斯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通往意大利的必经之路,很多年轻人脖子上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威尼斯”“米兰”等等,然后有车子会停下来带他们走。
我的朋友走了以后,我简直心乱如麻,第一次意识到一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包袱是你难以摆脱的。我紧张得不得了,最后当有一部车停在我面前时,我连看也没看,拉开车门立刻就钻了进去。
上车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意大利人,开着车在阿尔卑斯的山路上一路唱歌。我也跟着他一起唱,他还请我吃了晚饭,我们聊得很好。后来在去米兰的高速公路上我下了车,开始一个人走。那时候我很喜欢一首英文歌 《离家五百里》,于是就开始唱那首歌,忽然觉得好快乐,所有原来捆绑你的家族关系、朋友关系、社区关系,全部不见了,就只剩下你一个人。
后来我跟很多朋友和学生讲,一生一定要流浪一次。
“孤独”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想讲讲“孤独”两个字的字源。大家一定很熟悉《礼运大同篇》,这是儒家的经典。大同世界被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理想,而所谓大同世界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六种人都有人照顾。其中,“鳏”是指太太去世以后的单身男子,“寡”是丈夫去世以后的单身女子,“孤”是没有大人照顾的孩子,“独”是没有年轻人照顾的老人。
所以从《礼运大同篇》中的“孤”和“独”来看,其中的含义很可怜,有一点荒凉,有一点悲哀,有一点感伤。因为在我们华人看来,不管你是年幼还是年老,都应该被照顾,应该在一个很和睦的家族里,孤独总是不好的。
我们再跳开来,从西方的字源来看,孤独在英文里是“solitude”。它的字根“sol”,在意大利语里是太阳的意思,所以西方的“孤独”一词,来源于宇宙与人类最早认识的唯一一个伟大星球,这个词其实是有点自负的意思。
从东西方不同的字源来看,孤独有两个走向,一个走向是没有人照顾好可怜,另外一个是自足圆满到可以不需要被照顾。所以我在想,文字、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不知不觉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孤独,两种完全不同的孤独概念。
走不出的“伦理孤独”
伦理是儒家文化最擅长的,孔子几乎一生都在讲人与人的关系。我在小学的时候就读到孔子哲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字:“仁”,因为它是人字边加一个“二”,也就是说人对人好叫做“仁”。
但是庄子对于孔子的“仁”有很多批判,大家知道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两条鱼快要干死之前,彼此吐口水,去湿润对方,这也就是“相濡以沫”的故事。
庄子认为那是很悲哀的事,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何不相忘于江湖”。相忘于江湖,相对来讲就是一种孤独感。所以“伦理孤独”,是指儒家讲究环环相扣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人放进这个框架里去,你一旦离开这个框架,你就找不到自己的价值。
《红楼梦》里写得最明显。小孩出生以后才一岁,要“抓周”,就是桌子上摆满了东西让他去抓。贾宝玉的爸爸希望儿子去抓官印,至少抓毛笔、抓书也好,可这个小男孩爬来爬去,什么都不抓,偏偏抓了胭脂、钗、环,贾政当即拂袖而去。《红楼梦》其实很叛逆地告诉我们,在那个父权社会里你是没有选择的。
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在限制孩子,甚至以爱之名,因为爱太伟大了,大概你在骂孩子的时候也会说,爱你我才骂你,但事实上,爱应该建立在一个人与人平等的基础上。
我的一个在加拿大的亲戚,有一次骂孩子说:你这么顽皮,我把你打死。不多久,社会福利局的人就来敲门。那个亲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觉得自己好可怜。但是你要知道,孩子已经接受了一个观念——你不能以爱的名义去打一个人。
悲剧英雄哪吒和伊卡罗斯
除了文字和哲学的思维以外,有时候一个社会里流传的神话故事,也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比如说哪吒。大家一定知道他的故事,他从怀胎开始就是个怪胎,他妈妈老是不生产,怀了三年零六个月才生下他,所以他爸爸不喜欢他。他爸爸其实就像是贾宝玉的爸爸,凡是跟常理不合的他都不喜欢。哪吒其实就是一个叛逆少年的形象,哪吒闹海,挑战权威。
我读《封神榜》最感动的部分,是哪吒打败了龙王,可最后他过不了他爸爸这一关,只有选择自杀。自杀前,他讲了八个字:“割肉还父,剔骨还母。”意思是,我欠你们的就是骨和肉,如果我把骨肉还掉,我就不欠你们什么东西了。
我读到这里吓一大跳,因为我青少年的时候也真的想过这个问题,我好像被捆绑起来似的,就是因为这个骨肉来自于父母,我能够把这个还掉吗?所以哪吒“割肉还父,剔骨还母”,这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非常惊人的一个象征。
今天我们借着“孤独”这两个字,再来讲讲我青少年时候最爱的希腊神话里的一个故事,也就是伊卡罗斯(ICARUS)的故事。伊卡罗斯的爸爸是巧匠达罗斯,他盖了一座克里特岛上的迷宫,后来那个迷宫被破,他们父子被罚关在一个荒岛上。达罗斯因为手很巧,就用鸟的羽毛和蜡做了两副翅膀,他对儿子伊卡罗斯说:我们可以飞出去,但你千万不能飞太高,因为你的羽毛是用蜡粘在一起的,如果飞太高,靠近太阳,蜡就会融化。
但是当伊卡罗斯飞起来后,他根本想不起父亲的话,他越飞越高,最后坠海而死。在巴黎卢浮宫和伦敦大英博物馆,你会看到很多艺术家都画过伊卡罗斯,他们都在歌颂他,因为他是悲剧英雄。
祝福我们自己走出去
有一次我在北京演讲,讲完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青藏铁路刚通车时,她约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坐火车,可是当她才对父母讲了一半,她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说绝对不可以。她跟我形容那个画面,我忽然觉得那个画面很有趣。
我们今天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讲伊卡罗斯,我们看到了文化起点上的不同,也看到了文化的不同走向。不要忘记,这个伊卡罗斯最后很可能是16、17世纪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大发现的源头,哥伦布就这样走出去了。文化的基因可能要两千年以后才能看到结果,“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恐怕在两千年之后才看到优劣互换。
我曾经14次去吴哥,是因为我在法国的时候读到法文版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那是元朝元文宗时代到柬埔寨去的一个旅行团,那个时候柬埔寨叫做“真腊”,周达观在那里住了一整年,写了《真腊风土记》。到了1802年左右,伯希把它翻译成简短的法文,法国人读了以后觉得世界上一定有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资料太详细了,不可能是幻想,于是又全本翻译出来。现在柬埔寨人的历史记录很多都靠周达观的这本《真腊风土记》。
真应该向周达观致敬,他是华人里的伊卡罗斯。当时他扬帆出海,中间有多少危险,可能根本回不来,他却用那么细腻的文笔做这么多的笔记,去书写另一个文明。所以我后来14次去吴哥,带很多朋友去,也把这本书介绍出来。我很希望21世纪,在各个领域里多出现周达观这样的人,孤独地走出去,在各个领域走出去,发出跟其他人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我相信,在一些大时代,孤独感是非常精彩的,反而大家挤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个体都走不出去,变成一种捆绑,变成一种巨大的拖累。
我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父母,能够让你们的孩子远走高飞,不只祝福孩子们走出去,也祝福我们自己走出去,因为只有真的做自己,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才能成就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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