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刊出几篇The BMJ上关于妇产科专业的文章供读者赏析。在了解国外研究动向和学者的分析角度时，中国医生还应有一定的分析和思考。

例如，流产是早孕期最常见的问题，流产诊断一经做出，会涉及双亲期望，会涉及祖父母慰藉，更关乎这个新生命的命运，无误的诊断至关重要。以往过于宽泛的超声诊断标准，很有可能直接或间接扼杀了一些新生命。本期刊出了相关述评文章《诊断流产》及其研究的论著摘要，其着重点谈的是2013年更严谨的诊断流产超声标准和相关的研究。述评作者也提到，过去的流产诊断是依靠盆腔检查和时间等待；新流产超声诊断标准细化到从孕囊直径、胎儿头臀径来考虑等待时间。其实，在保留一定等待时间下，不过是将以往盆腔检查的医生感官提升到了现今的影像学下直观的变化而已，仅是一种检查方法的变换。该组文章虽然让我们看到国外学者的思考和研究，但也激发了我们的思考。述评作者也好，原著的研究设计也好，也只是仅考虑了超声和时间等待两个方面。除外这两个因素，血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和孕酮水平难道不在考虑范围吗？一定要像国外那样在11~14周才要发现或明确流产者吗？希冀和时间有正比关系，失落和打击程度不会无相关。何不能将超声与血激素水平变化和时间联合考虑，及早诊断出流产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最迟一般于9~10周就可以做出流产诊断，关键是将超声?激素?时间三者结合运用。对某些具有流产高风险的病例，孕9周甚或孕8周多时，我们就采用多普勒仪听取胎心，这样可以及时联合超声，结合孕激素的动态下降，提早发现停育者。目前学术界更多的在讨论HCG和孕激素在早孕期间的应用价值，却少有人考虑HCG的变化在人工助孕者与自然受孕者间存在的反应有所不同。孕激素检查已经不适于接受大量外源孕激素的人工助孕者，但在自然受孕者，孕激素变化与妊娠发展趋势相关联，最重要是把它看做“因”还是“果”，这就是临床应用取舍不同着眼点问题！如何能更早更准确地做出流产诊断，如果不只是片面的超声和时间两方面考虑，还附加血激素变化参考，准确的流产诊断一定会早于11~14孕周。

关于早产研究，因各研究中“存在定义、入组标准和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都会增加荟萃分析中汇总数据分析的困难以及判读结果的难度，评估早产儿远期影响也因昂贵的费用很少实施，但这些都是现实世界要考虑的问题。

此外，在卵巢癌和子宫肌瘤相关临床综述中，既要看到系统的专业知识，也要看到英国与中国之间不同的医疗构架，这可能会影响诊疗流程等诸多方面。

学习一定会有帮助，但是，一种是被动性套用，一种是借鉴性思考，一种是思考中再行动。

本期执行编委  杨 孜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