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即将过去，对于2017年中国经济走势展望与汇率问题，凤凰卫视请来了港交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巴曙松先生为我们解答。

明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如何？2017年中国经济的挑战是什么？

巴曙松：从目前的趋势看，2017年预计会淡化经济增长的增速，而会把更多关注点放在供给侧效率改进。例如，房地产已经开始逐步调整，房地产的调整会带动投资的回落，如何找到新投资的增长点，来对冲房地产回落带来的增长的回落；2016年，中国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去杠杆，但实际上我们看到，整个经济不同的主体一直在加杠杆。2017年内可能有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物价有温和的回升，经济增长也可能有短期回升，这是去杠杆非常好的时期，如何在去杠杆上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如何保持经济长期增长？

巴曙松：从短期看，还是要靠基础设施建设及财政的发力，在这个背景下，估计财政赤字的规模会扩大；从中长期看，需要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其实是一个旧的增长动力逐步减弱，同时培育新增长动力的过程。在仔细观察不同行业来测算转型进展时会发现，中国目前不同产业的转型进展分化非常显著，而不同细分行业与整个宏观经济走势的相关度不大。

如何解读中国经济的“新方位”？

巴曙松：我的理解是，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来适应增长速度正在减缓的新环境，同时，需要推进结构调整。与今年相比，大家可能觉得2017年经济增长速度会稍有回落，所以对于经济增长速度数据的关注度估计会比2016年弱，但是市场会更多关注到新经济增长动力，关注其是否会有好的成长。例如从2015-2016年看，战略新兴产业确实成长较快，但问题是，其占整个工业比重较低，仅有10%-11%左右，未来可能需要它扩大到占经济比重的15%-20%。所以这是一个渐进的、产业分化、培育新动力的过程。

如何看待近期人民币汇率波动？

主持人：您提到明年市场对于经济增速的问题可能会淡化，但是对于汇率问题也会淡化吗？虽然大家都知道因为美联储加息、美元走强使得人民币汇率有持续贬值的压力，但为何民众对于人民币汇率普遍存在着贬值的预期，以及怀有对资产贬值的不安全感？

巴曙松：对于人民币的汇率，我们既可以看兑美元的汇率，也可以看兑一篮子的汇率。普通民众喜欢看人民币兑美元，如你所讲，美元在走强，相应人民币会走弱；但是对于其他货币，人民币的贬值并不算太多，在一篮子货币中，人民币还属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对于贬值的预期来说， 一个是整体货币的发行，及各种货币产品货币乘数导致的发行量增长过快；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资产配置的单一，例如，中国居民目前主要的资产配置是房地产，大概在260-270万亿人民币规模，其次是银行的储蓄和可动用投资，大概占100万亿规模。单一的资产与单一的货币，使得民众一旦面临汇率波动，便容易产生对货币贬值的担心，所以需要鼓励民众进行多种资产配置。例如我们的邻居日本，日本近年的经济增长一直很乏力，但为何整体居民仍能够保持较高生活水准，这跟它在经济起飞阶段进行海外资产配置，以及海外资产配置所产出的收益能够支撑老龄化、增长动力衰竭阶段的居民收益水平不无关系。所以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汇率波动产生的风险，说到底还是要资产配置多元化。

如何稳定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

巴曙松：若对比新兴经济体整个货币指数，从美元走强以来，它们的贬值幅度从20%到40%都存在。从2015-2016来看，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仅在5%上下。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货币，年度汇率波动在5%是一个正常的趋势。所以我们需要逐渐适应浮动越来越灵活的汇率状况。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和挑战？

主持人：但是也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后管制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是否会放慢？

巴曙松：人民币国际化有一个国际环境是否合适的问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市场的确需要一个汇率相对稳定、内需比较大的经济体存在，是这个需求推动了人民币的国际化。现在整个新兴市场的货币，包括人民币面临美元升值带来的贬值压力，相对来说，人民币国际化有所减缓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的渠道、方式、方向出现了变化，比如说，原先我们主要靠贸易、结算领域推动国际化，但现在我们看到国际贸易结算量在下降，所以慢慢更多可能需要资本项目，比如说，“沪港通”与“深港通”，它的人民币计价以及投资渠道在增多；再者，原来市场有一个人民币单向升值的预期，但现在人民币双向波动了，甚至短期有贬值预期，此时人民币国际化更多转向了培育各式各样的人民币风险管理产品，比如各种人民币衍生产品。那么当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后，有各样的风险管理产品供国际国内投资者选择，也是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的内容。

“北水南流”会否加重人民币的贬值压力？

主持人：要增强人民币国际的影响力，香港这个地方发挥的作用是特别大的。而您与港交所一直在推动“深港通”与“沪港通”这样的共同市场概念，此时会否因为民众资产配置到香港股票市场从而使得人民币产生更多贬值的压力？

巴曙松：这是谈到“深港通”，特别是“深港通”取消了总额度后，人们都会担心的问题，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第一，“沪港通”、“深港通”是一个封闭可控的开放渠道，类似在上海、深圳、香港之间建立了一个封闭的透明天桥一样，钱并非完全流出去了，若买了股票再卖出，又会原封不动的原路返回；其次，在设计机制的时候，已经防止了对汇率产生冲击，国内投资者买卖的时候，用的是人民币，人民币与外币的兑换是在香港市场进行的，所以影响的只不过是香港市场境外的汇率；第三，从短期看，可能有一部分资金的流出，但也意味着一段时间后资金的回流。这是一个资产的配置渠道，收益的互换渠道，而非资金流出渠道。

沪深港三地的“共同市场”将突显出什么样的特点与目标？

巴曙松：实际上我们现在只是启动了“沪港通”和“深港通”，至少证明原来“沪港通”建立的框架是可拓展的，下一步可以拓展到ETF，各种各样的ETF可以给国际国内的投资者提供选择。这还只是二级市场，如果在二级市场可以拓展，将来下一步也可以延伸到一级市场，比如“新股通”，“新股通”可以把“沪港通”、“深港通”的优势极大的发挥出来，可能原来只靠港交所、上交所和深交所去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上市公司，还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但我们可以跟国际很多领域最优秀的公司说，如果看中了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看中了中国投资者进行配置的强大需求，就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机制来挂牌；而且新股在香港交易所发行，同时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向上海和深圳的投资者发行，给国内投资者一个配置国际优质上市公司股份的机会，同时又使香港交易所成为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户市场。

中国如何保持经济长期增长？

巴曙松：从大的宏观增长数据、GDP数据来看，可以说2016年的中国经济是波澜不惊的，但若仔细看细分行业，其中的分化非常显著，所以我们可能这个时候需要更多地调动资源来支持新的增长动力，金融、财政、新兴产业需要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完成上市，以激励他们自身的发展；另外，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可能是中长期的趋势，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如何找到新的投资增长点，比如说财政发力。除了产能过剩行业的民间投资在收缩外，在财政发力的过程中我们看到2016年民间投资的增长有所回落，很多民间投资很难有适当的渠道参与到如PPP项目、基础设施项目中，所以说如何开辟渠道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