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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观念认为，如今的中美已经“离不开彼此”。中国人需要好莱坞、iPhone、迪士尼，美国人的生活里则充斥着“中国制造”。
美国输出品牌和文化，中国通过便宜好用的产品赚美钞，在过去的20几年间，这是中美关系的缩影。
但种种迹象标明，美国正希望改变甚至打破这样的关系。
最近一个多月出现了很多“刷屏”事件。“富士康要去美国建厂”、“iPhone极有可能提价”、“曹德旺跑了”、“特朗普放言大减税引发世界恐慌”……这些财经热闻的背后，实际有一条同样的主线——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
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他和希拉里都认为要大幅度调整世界贸易关系，少买国外商品，赚更多美元。“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复兴美国”的重要途径，竞选前后，他的很多言论都和这一战略相关。
那么，什么是制造业回流，如何回流；这一战略将对中国制造产生怎样的冲击和影响；最重要的是，美国人会抢走中国人的饭碗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制造业回流是美国人提出的概念。在美国主流观念里，国家仍然掌控着世界高尖精端制造业的命脉，比如黑鹰无人侦察机、波音客机，以及半导体设计等高利润产品。
因此，“回流”的本质针对的是消费级别的工业制造品，也就是中国公知常言的“没有科技含量”的产品。
之所以说“回流”，因为美国曾是这类产品的最大输出国。和如今的“Made in China”类似，美国也曾为世界贡献了大量便宜、优质、好用的产品。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工业产值和GDP曾占世界的一半以上，GDP达3054亿美元。这期间，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春风，美国企业在电和内燃机应用领域实现了一系列突破，缔造了大量明星产品，如亚美利加游艇、辛格缝纫机、麦考密克收割机等等。
借助制造业的高速发展，美国依靠贸易顺差顺利解决了罗斯福执政时期激增的国债问题。
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开始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大名鼎鼎的“里根减税”。
减税的目的是减少企业负担，拉动企业增加各项投资、搞创新、创造就业，但实际结果是，高收入人群增加、企业负担大规模减少后，美国本土的新增投资并没有突破性扩大。
在当时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备竞赛为核心的国家策略中，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美国经济的中心逐步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大量资本从本土制造业撤出，部分大学甚至关闭了制造技术和制造科学的相关课程，取而代之的是信息科技、金融产业的快速发展。
不断积累的资本开始寻找生产要素新的价格洼地，因此流向了世界各地，美国的“去工业化”就此展开。
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如今中国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资本顺势将目光转向海外；投向制造业的资金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更多热钱流向了其他领域（比如当下的互联网和房地产）。
亚洲是美国主要的价格洼地，向亚洲转移工业能力的同时，美国也向其开放了产品需求，因此，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三来一补”贸易成了大量中国企业发家的根基。简而言之，美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也是中国乃至亚洲工业化进程的开始。
这样的情况持续到新世纪，美国内部开始出现不和谐的声音。随着就业率不断降低，金融业屡遭事故，有观点认为金融和服务产业不能或者不应该成为美国经济的支柱。这样的声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顶峰。
奥巴马上台后，重振制造业在时隔数十年后再度成为美国国家战略。2009年，美国政府拿出了《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期间，奥巴马第一次提出了“制造业回流”的理念。由此可见，制造业回流并不是特朗普的“发明”，只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奥巴马政府就该战略做了很多工作，曹德旺和郭台铭提到的美国各州土地优惠和各项政策补贴，均是几年前便定下的。
奥巴马执政期间，制造业回流在美国本土引起了很大反响，但中国对此关注寥寥。其根本原因在于，彼时的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仍呈上升趋势，对大洋彼岸的动作不甚关心。而特朗普竞选成功、大喊“重振制造业”时，恰逢中国经济下行，实体经济、制造业的矛盾和问题集中凸显，这才引发舆论的大讨论。
8年时间 乏善可陈
特朗普约谈库克，要求苹果将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这件事在中国颇为轰动。但实际上，特朗普只是在重复奥巴马的行为。
奥巴马曾多次要求美国企业迁回工厂。2010年，乔布斯受邀白宫赴宴，席间奥巴马问：能不能把苹果产品的组装搬回美国？乔帮主诡异一笑，回答说：“它们永远也回不来了。”这个桥段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传播。
除约谈苹果外，奥巴马还多次为制造业回流站台。2011年白宫的“Insourcing American Jobs”论坛上，他对台下的企业家们说：“我国有最能干的工人、最好的大学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各位的报国精神正是当下亟需的，因为中产们都快崩溃了。你们把工厂搬回美国，我很欣慰。我想向那些落后份子说一声，请尽快赶上。因为有付出就会有回报，有担当才有你的份。”
但是做了大量台前幕后的工作，奥巴马的“制造业回流大计”却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从表面上看，制造业回流有一些成绩。2010年，美国跨国企业中仅有16家选择回流，2011年达到64家，2012年104家，2013年210家，2014年300多家……每年的增幅超过100%，其中不乏通用电气、福特汽车这样拥有全球产业链的老牌强企。
制造业回流的目标之一是创造更多就业岗位。2014年，美国制造业总就业人数为1220万，占总就业份额为8.8%，而在金融危机前的200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1420万，占总就业的10.6%。实际上，自从1976年以来，制造业占美国总就业数的份额，不管在经济扩张期还是衰退期，每年都在下降。
奥巴马的决心显而易见，相关政策和优惠也很“到位”，为什么制造业回流推了8年推不动？
中国“人”的优势
美国企业将工厂迁往中国、越南、墨西哥等地，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人力成本。
从人力的角度出发，制造类企业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三类：非劳动密集型，劳动密集型（重基础劳动力），劳动密集型（重技术劳动力）。
这其中，美国制造业的最新政策，使得其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资本土地密集型产业内有很大优势，曹德旺所在的玻璃行业是典型的自动化程度高、能耗高、资源密集型的产业，该产业海外份额大、税收抵，这是曹德旺不断在海外建厂的根本原因。
在重基础劳动力的行业内，美国不具备竞争力，中国的优势也在逐年下降。出于货币政策、CPI等综合因素，国内劳动力的工资上升速度非常快，2010年的工资是2000年的3倍多，并且至今仍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上涨。在这样的趋势下，2016年美国蓝领的薪酬依旧是国内的8倍多，因此重基础劳动力产业短期内回流美国并不现实。
出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这部分业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迁徙到了另一个发展中国家。2010-12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外包业务增长放缓，对泰国、巴西、菲律宾、墨西哥的外包业务量却大幅度增长，其中主要增长来源于重基础劳动力产业。
而在重技术劳动力领域，人力成本不再是跨国企业考量的唯一标准。
去年，库克在接受美国专访时曾说：苹果选择在中国生产iPhone，并非出于工资低，而是因为中国有着无可比拟的技工优势。
“中国非常重视制造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技术。美国已经很多年停止培育多元化工种。你把美国所有的机器、模具制造者召集到一起，我们所在的房间就装满，而中国呢，你恐怕得好几个足球场才放得下。”库克说。
在需要灵活性和技术活的制造业内，中国的代工厂仍然拥有世界第一无二的优势。而提到灵活性和技术活，中国企业还有一项冠绝全球的本领，即通过管理等综合措施，将成本压缩到极致。
中国制造是便宜、甚至廉价的代名词，这种观念中有一个误区：中国的大部分制造业只能生产便宜、劣质的产品，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
不仅美国消费者持有这样的错误观念，国内抱有同样想法的受众也不在少数。实际上，在非常多的产业内，中国企业已经有能力制造非常高质量的产品。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区，实际是由消费者的需求所决定的：消费者希望20美元买到一款产品，那代工厂就得做到10美元的能力。所谓1分价钱1分货，“中国生产劣质产品是消费者想要便宜产品和美国公司试图让成本降低几百万美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是甲骨文前副总裁对于“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力生产高质量产品”这一问题的解答。
换言之，在梯式的产品链条上，从低档到中高档，中国企业都有能力将价格做到最低，对于一众跨国企业而言，这是最基本的需求逻辑。
问题在于，在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放缓、美国高举制造大旗的当下，未来的几年内，这一逻辑会不会发生变化？
和奥巴马时期类似，一批顶尖公司带头就政策做出了积极表态。报道称，包括苹果在内的一批大公司正计划在美国本土投资并兴建工厂。美国制造业预计将实现近10%的年增长率，从而成为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领域和新引擎。
“美国制造业将重回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甚至在未来取代中国成为制造业产值第一大国。”相关评论如是称。
实际上，美国想要击败中国制造，并不是一件容易、可预见的事情。
某些行业、某些知名企业或许会出现回流现象，比如苹果可能会要求供应商将生产线转移到美国（对于中国企业而言，类似现象实际是一件好事，增加的物流和人力成本由苹果承担，美国政府对新建工厂给予补贴，还有其他大量优惠政策，对于走出去、接触与掌握高端技术亦有帮助），某些新领域，吸引国际投资的美国市场会更快取得突破（如无人驾驶、生物医疗等，实际上美国一直是高端技术的代名词，正如曾经的IT产业一样）。
但就制造业整体而言，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战略在过去8年内未对中国制造产生重大冲击，未来一段时间内同样不会。
既然如此，那国内舆论为何对近期的“富士康要去美国建厂”、“曹德旺跑了”、“特朗普大减税”等事件产生一致性恐慌？
大争论
内因决定外因。如前所述，国内舆论之所以弥漫着悲观情绪，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乃至实体经济确实遇到了瓶颈。
相关的报道、分析和争论在过去几天内连篇累牍，税收、劳动力、政策倾斜等问题均是争论的焦点。这其中有很多敏感因素，有些问题也是见仁见智，难以理清，在此不展开详述。
不过一系列争论中，有几点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1. 国内很多产业正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人口和资源红利的优势逐渐降低，企业进入追求品牌附加值的阶段，但很多企业转型缓慢，不具备竞争力。中国制造不可能永远吃各种红利，转型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是未来的必经之路。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iPhone手机的成本几何，关注财经信息的受众不会陌生，苹果公司2300多亿美元现金储备怎么来的，大家也都清楚。另一是在不少空调企业不挣钱、甚至亏本的大环境下，格力能将利润做到13%，其中便是品牌和产品附加值的力量。
2. 转型期内，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处境相当艰难。这其中，企业税收是近期热议的话题。中国的税收究竟高不高，几方各执一词，从宏观、微观、横向、纵向比较，几类数据都有参考价值，很难辩明白。不过，其中一个观念：国家的相关税收合不合理，企业最了解，也最有说服力。这一观念不乏道理。
3. 资本和劳动力正加速远离制造业。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环境正经历深层次的变革，对于创业和成功有一股显而易见的浮躁气息，很少有年轻人青睐厚积薄发的制造业，舆论充斥着“1年估值过亿，3年IPO”的财富神话，大家都喜欢高谈阔论于高屋建瓴的所谓创意和战略。在这样的状况下，制造企业不仅面临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还遭遇招人难、离职率高居不下的窘境。
劳动力尚且如此，资本则更偏离制造业乃至整个传统行业。赚快钱、炒房产、缔造一个互联网神话是如今资本热衷的话题，投到传统行业的钱有多少，尚没有具体统计，但仅从相关信息看，其比例少之又少。
4. 将矛头指向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并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中国对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分配，是国家在过去30年内取得飞速进展的根基之一。政府财政支出对于经济的整体把控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中的案例不胜枚举。
往大了说，公共交通系统、高铁等一系列国人骄傲、世人惊叹的基建成就，都是建立国家财政支出的基础上。往微观说，从过去的制造业飞速发展，到当下新能源发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兴起，背后都是国家的政策鼓励与帮扶。当下的帮扶政策可能更倾向于事关国家战略转型的产业，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帮扶力度不如以前，但因为最近热点就将矛头指向财政支出和政策性倾斜，无疑是一叶障目。
5. 政府实际正在就相关问题进行持续的实验性改革。在当下爆炸式的舆论环境里，牵涉“黑和喷”的信息更能够得到广泛传播，而大量其他信息则被忽略。
政府针对制造业、实体经济的改革一直在持续。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了将“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列为四项重点工作之一，这在近年来是比较少见的。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均直指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痛点”。
6. 降低制度性成本（交易成本）是解决企业问题的关键。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不仅包括税收、杂费等看得见的成本，还包括很多看不见的费用。一个国家的制度越完善，企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政府的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补贴，在过去并没能落实到企业和个人手中，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就降低制度性成本而言，在提升地方政府运行效率、打击贪污腐败、精简政府规模等领域，中国还有较大的改进与可提升空间。
7. 回到近期热点话题，将曹德旺的投资形容为“跑路”，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媒体行为。因为行业的原因，曹德旺20年前就在美国建厂，近年来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投资。曹德旺在国内投了多少钱、捐了多少钱，这些数据都可以轻松查到。这位企业家顺带说了一些心里话，给政府提一点建议，就被归纳为“跑路”，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抹黑。
总而言之，美国制造业回流战略，对于中国制造业的长远发展，实际所带来的挑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中国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困境，更多在于内部原因。
“曹德旺跑路”虽然是一个错误的命题，但其所引发的相关讨论，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毕竟等到有企业家真正“跑路”的时候，再进行相关讨论与变革就晚了。
最后，也以董明珠近期的一句话作为结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仅仅用金融杠杆来搞发展，对中国来讲是灾难性的。
来源：华商韬略（hstl8888） 作者：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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