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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岁高龄的李琳看来，到国外看病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在经历数个月的兜兜转转，被国内医生“判了死刑”后，她最终怀着忐忑甚至恐惧的心情，坐上长途飞机，历经13个小时，飞越11000多公里，来到美国北部城市波士顿。

国内市场份额第一的海外医疗服务机构盛诺一家统计显示，2015年该公司远程咨询和赴海外求医的患者接近1000名，今年这一数字还在上升。在每年新发300多万癌症病人的中国，这个数字看起来如九牛一毛。但海外医疗正越来越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李琳，飞到太平洋彼岸求医，希望能创造出“奇迹”。

他们为什么要去海外求医，国内外医疗差距在哪里，海外求医要花费多少？南方日报记者近日深入走访美国波士顿和休斯顿的中国患者群体，从他们的故事，或许能回答一二。

位于休斯顿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外景。这是全美排名第一的癌症专科医院，很多晚期癌症患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这里。“癌症登月计划“发布后，这家医院很霸气的在“CANCER”上划了一条红线，意味要攻克癌症。南方日报记者 严慧芳 摄

改变的诊断结果

深秋的波士顿落叶缤纷，景色极美。这座古老的城市拥有哈佛大学附属麻省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等30多所医院，被视为美国顶级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城市。刚刚做完化疗的李琳，银发之下，脸色隐隐透出红叶的光泽，人到晚年漂洋过海来看病，她心底的彷徨正一点点被扫清。

今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查出结肠癌肝肺转移的李琳，陷入了混乱中。先是因为肠梗阻做了手术。一个月后，准备回院做化疗时，发生了脑梗。医生怀疑她脑部也有癌细胞转移，因为化疗会刺激心脑血管，建议先做放疗。

但让李琳一家苦恼的是，无论是CT还是MRI检查，都不能确诊李琳是否发生了脑转。“我们拿着片子问了多名医生，一个医生一个答案。问放疗的年轻医生，如果做了放疗会怎样，医生说，‘最多可能稍微会傻一点’。”

家人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可是不做放疗，医生就只能让李琳“回家休息，别无他法”。与其在国内等，不如出国去试试，不甘心的女儿，托人打听出国看病。9月18日，李琳在儿女的陪同下，来到波士顿就医。

李琳告诉记者，这么大岁数到异国他乡看病，又花钱、语言又不通，对她来说，内心特别害怕和抗拒。“在飞机上我非常忐忑，甚至觉得自己能不能等到见医生。”不过很快，她发现此行“很值得”。

在波士顿一家综合医院，医生通过PET-CT检查，明确诊断李琳没有发生脑转移，可以先做化疗。3次化疗之后，李琳肝转移的反射区肩胛骨后背疼消失了。坐着轮椅下飞机的李琳，如今一天可以走2公里，体重增加了5斤。

盛诺一家副总、国际项目开发总监赵建勇告诉记者，2015年通过该公司远程咨询和赴海外就医的患者接近1000人，其中70%为肿瘤患者，此外还有一些心血管、神经系统等方面的重症和疑难杂症患者。数据统计显示，出国看病患者中，国外的诊断结果与国内不完全一致的比例有9%。

54岁的刘洋更为典型。刘洋去年6月在体检时发现双侧淋巴结肿大。国内医生考虑跟他上颚一个存在30年的肿物有关，于是做了切除手术，术后病理提示玻璃样变纤维瘤（良性）可能性大。但随后淋巴结穿刺和清扫术都提示癌症转移。可是，包括胸腹盆CT、甲状腺超声、喉镜、胃镜、肠镜等一系列检查，均没有找到原发病灶。

化疗的痛苦，加上对未知病情的恐惧，刘洋自发病以来体重下降约20公斤，在同仁医院、301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等四处折腾的经历，让他彻底丧失信心，决心赴美治疗。在他办好手续准备动身的前3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出了诊断结果，与美国医院后来的诊断结果相同：恶性唾液腺混合性肿瘤、恶性骨转移。刘洋最终仍决定出国治病。

波士顿儿童医院，这家全球知名的儿童医院临近哈佛医学院，每年有上百名中国患者来这里求医。南方日报记者严慧芳摄

延续生命的新药

根据盛诺一家数据统计，在出国看病的患者中，国外医生对国内治疗方案作出调整和修改的，高达60%。这其中很多是因为药物原因，“国内根本没有这些药，所以治疗方案也必然不同”。

38岁的单冬就是冲着药来的。单冬在国内是一名骨科医生，家中三代从医，经营着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2014年9月中秋节晚上，在外散步突然觉得左胸有点疼的他，在医院查出了肺癌，4期。

医生的诊断是，只能保守治疗，没有手术机会，存活期大约是半年。单冬的医生同学群炸开了锅。幸运的是，基因检测结果显示，EGFR19突变。这种基因突变目前有针对的靶向药物。国内有第一代药易瑞沙、特罗凯，二代药阿法替尼在美国已上市。单冬决定赴美治病。

如今已经过去了两年，单冬早已经越过了国内医生的半年之期。他的手机里详细记录了自己治疗的经历：

2014年11月6日早上8点开始服用阿法替尼。

2015年9月15日下午3点开始服用AZD9291，3月7日开始停药。这种即将上市的靶向药，对他的实际益处并不大。

2016年3月17日，开始服用EGF816，直到5月13日停药。这是一种正在临床三期试验的靶向药，同样对他效果不大。

两年间，5次往返美国，化疗、放疗等手段都陆续在用。单冬看上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吃饭、看电影、散步，回国时偶尔还做两台手术。传说中的PD-L1免疫疗法对他不适用，单冬说，明年可能会用一个新的免疫药物组合。他期待病情控制到可以手术的地步，“我觉得我能出现个奇迹。”

事实上，像单冬这样一早决定出国看病的患者并不多。大多数患者是在国内医院治到没法治了，才决定到国外孤注一掷，博一博。盛诺一家波士顿分公司客户总监SUSAN告诉记者，很多患者抱着“求神药”的目的而来，把PD-1PD-L1免疫疗法视作万能神药。但实际上，免疫疗法并非人人适用。

最新研究发现，这种目前最火热的免疫疗法，在肺癌中仅对大约30%的肺癌患者有效果，如果病人的肿瘤组织为PD-L1阳性，有效率进一步提高到50%左右；而在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有效率接近90%，黑色素瘤有效率达40%-50%，膀胱癌50%，消化道肿瘤如胃癌、食管癌和肝癌的有效率也仅在30%左右。

波士顿儿童医院里的医生小丑，儿童休息室，音乐楼梯。这里到处是儿童喜欢的元素。南方日报记者严慧芳摄

为什么要出国看病

如果给出国看病患者群体画个像，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多数人是癌症晚期，在国内无药可用无法可施，被医生判了死刑，转到美国求医。这些人通常经济条件不错，在国内也拥有不错的资源，但托人情找关系塞红包的求医过程并不顺利。

61岁的王红，今年5月确诊肺腺癌晚期，医生给了一年的时间。儿子给她吃了所有能买到的靶向药，结果基因检测出来是EGFR20突变，该突变对常见靶向药不是很敏感，反而对化疗比较敏感。受不了国内化疗带来的痛苦，王红一度想吃安眠药自杀。两个儿子逼着她来到美国求医，奔着EGR816的临床试验组而来。

美国医生建议她先化疗。经过五次化疗后，来时走路连脚都抬不起来的王红，现在能日行一万步。王红形容在美国看病与国内是“天地之别”。“这里的病人有尊严，医生很亲切，跟你握手，问你很多问题，问你感觉怎么样，国内即使通过关系找到顶级医生，通常也只有两三分钟，只有一句话，你信我就听我的。”王红称，来这里（美国）不像治病，简直像是享受。

为何要选择出国看病？从南方日报记者探访的这些癌症患者案例来看，不外乎几个理由：

一是寻求新药，国外已经上市的药，国内没有；

二是诊断不明甚至误诊，病理诊断和影像检查的水准，国内外医院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是调整治疗方案，在病情明确的情况下，国内外医生在精准用药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

四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不堪国内医疗的拥挤和无尊严，高端患者愿意用钱在国外获得知情权和生命的尊严。

病理是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事实上，国内病理医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在杭州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病理科工作十多年的李威告诉记者，国内医院对病理医生不重视，病理医生在医院内的收入低地位也低。“尤其是在一些小城市的医院，病理医生常年只能看到一些小疾病的切片，水平自然高不到哪里去。我们科室常年招不满人，通常招聘五六个人，来的只有两三个。”

38岁的乳腺癌患者梁燕为了保乳选择赴美就医。她告诉记者，在美国休斯顿一家知名的癌症专科医院手术时，病理医生也会在场，指导该在哪里取病理样更为准确。

但李威指出，国内医院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科室每天只有一个负责冰冻切片的病理医生值班，院内一天起码进行100台手术，至少超过一半的手术需要取病理切片，病理医生如果每台手术都在现场跟进，根本忙不过来。”

刘洋感慨，“病不可怕，死不可怕，但对自己的病情不清楚，心理上的折磨太可怕。”即使是相同的治疗方案，但精准的用药，医生详细解说副作用，根据病人情况随时调整用药方案，都给病人吃了定心丸。相反，国内医生大多没时间解释或不愿解释，病人只能去网上搜索，只能越查越恐慌。

70岁的李琳如此总结：“看病的大夫非常重要，美国的大夫一次可以聊一个多小时，每次还跟你握手，能让你放心，精神状态很好，这对病人非常重要。但不是说国内大夫不好，国内病人太多，大夫累得够呛，也忙不过来，国情就是这样。”

來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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