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很想告别自己的职业生涯，巴里•兰伯特在他70岁的时候，仍在做着自己擅长的事业。 

2011年，兰伯特将自己的专业服务网络计算金融（Count Financial）以高达3.73亿澳元的价格卖给了联邦银行。在那之后，人们都以为他会去享受富足的退休生活。 

恰恰相反，他的职业生涯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他的监督下，自营养老基金软件供应商Class于2015年成功上市，公司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了首发时的两倍。 

截至撰稿时，兰伯特先生仍然担任Count Plus公司的董事长。 

从头打造一个数百万澳元的公司并不简单，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有过这样的成就，但是兰伯特先生对此却一直保持着特别谦虚的态度。 

他说：“我创业了，挺不容易的，还迫不得已把几个公司弄上市了，但我并不觉得自己什么都懂。”

兰伯特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塔里郊外的一个乳牛场里长大的，他小时候日子过得并不舒坦。 

“你可能会觉得，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孤儿。我的母亲当我1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父亲也不是很关心我。他还把农场给经营没了。”在父亲为生活而挣扎的时候，兰伯特开始对做生意产生了兴趣。 

他毕业之后，在当地联邦银行的一个分行当过银行职员。然后又搬到了悉尼，在新南威尔士大学攻读商科。 

然而，他发现城市并不适合他。 

那里有美丽的高地，而我有时间享受生活。后来我回到澳大利亚，跟我太太结婚，然后搬到了科夫斯港（新南威尔士），”兰伯特先生说。 

在联邦银行晋升过几次，又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几个分行工作过后，他离开了联邦银行，开始创办一个独立的金融服务网络。 

“我开始自己创业，是因为在当时我并不喜欢银行在投资方面的作为。把所有钱都存入定期存款，这并不是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决定创建Count Financial 的想法，来自当时金融服务业的运作模式。 

“如果我想成为行业的一员，知道留住客户的最佳时机尽管当时遭遇了反对，兰伯特先生还是毅然走自己的路。 

当被问及为什么他的做法能够如此成功时，兰伯特先生的回应通常都很直率。 

“我生来就不合适待在城里，所以当时我申请了岗位调动，然后他们把我调到了新几内亚。我可能会去卖人寿保险、做财产信托或者其他一些和销售有关的工作。但我是一个做银行的，是个会计师，而不是销售员，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做些不一样的事情。”兰伯特先生说。

 
当时的会计师们正在大肆地向客户兜售保险，而兰伯特周游全国招募会计师，很快组建了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独立金融服务网络。 

“当时的会计师们超爱我们，因为他们恨透了其他人。 我永远无法与AMP寿险公司的人在他们的地盘展开竞争，因为他们是训练有素的销售者。”兰伯特说，“而我有自己的风格。我对大局有所察觉，而且事实上局势也是这样发展的。”

兰伯特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但随着他的网络日益增长，他也树立了不少敌人。 他回忆道：“他们讨厌我们，因为我们不一样。” 

正是因为这种差异让兰伯特得以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专业的金融服务人员还无法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宣传或者收取佣金。他却在同时推动着这两件事情，因为他认为那是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兰伯特意识到，必须允许会计师和财务顾问参与竞争。 他说：“如果你认为你的员工是最好的金融顾问，那对于整个团队而言你有义务让他们参与竞争，这样最棒的系统才会脱颖而出。” 

“人们说我疯了。” 

“用通俗的语言总结起来就是——你要知道在什么时候放弃没看中的那些小狗。“如果你有一窝小狗，你最后留下的肯定是其中优秀的那几只，这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

尽管事业有成，对兰伯特先生来说，最值得骄傲的是自己的家庭。与事业相比，他的个人生活并不总是顺风顺水。 

当他和他的妻子乔伊（Joy）住在科夫斯港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奈德妮（Nadene）在2岁时被诊断患有大头病，不久之后去世了，这是一种会引起大脑膨胀的罕见病症。 

四十年后，他们的孙女凯特琳（Katelyn）不幸得了Dravet综合征，这是一种罕见的并将陪伴终生的疾病。 Dravet综合征患儿饱受频繁和长期癫痫发作的痛苦。凯特琳在五个月大时就表现出Dravet综合征的迹象，但没有确诊，直至五个月后才确定了病情。 

五分之一的Dravet综合征患者在癫痫发作期间可能面临死亡。当下的事实是，治疗方案有限，治疗功效因人而异，大多数Dravet综合征患儿都有不同程度的智力障碍。 

为了制止凯特琳癫痫发作，她的爸爸迈克尔无意中发现一部关于药用大麻的积极影响的纪录片。 
然后这个家庭从丹麦买入大麻油，治疗改变了女孩的生活，几乎完全结束了癫痫发作她能自如的进行学前教育，上幼儿园。 

“她现在很棒。因为她小时候癫痫发作，所以她现在的话不是很多。她现在在中央海岸的一所特殊学校学习。已经不会再发作癫痫了，”兰伯特先生说。 

“她需要吃一种酱，一天两次，就如同你吃饼干时会抹上一点酱料一样。” 

治疗给了凯特琳一个新的生命。 

“在确诊后的前两年，她在医院度过了54个夜晚。”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她只去过三次医院，而在过去18个月她一次都没去过，”兰伯特先生说。

药用大麻去年合法化，但澳大利亚只有少数医生可以开出这一处方。 

“在澳大利亚只有23名医生有权开出大麻处方，并且出于隐私保护，没有人可以透露他们的身份”兰伯特先生说。 在撰写本文时，联邦政府已经发布了单一的国内种植许可。其规定，2017年2月后进口大麻药是合法的。 

“然而在当时没有获取大麻的合法途径，与此同时，我们的孙女和其他人只能求助黑市，使得黑市越做越大，” 兰伯特先生说。 

认识到改革的需求，以及行业呈现的机会，兰伯特先生在这个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2015年，他向悉尼大学捐赠了3370万澳元用于研究大麻的医学应用，这一举措让他登上了新闻头条。这是悉尼大学历史上单笔最大金额的捐款。 

兰伯特先生也与宾夕法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合作，这些地区的法规限制相对宽松些。利用这笔资金，托马斯杰斐逊大学成立了巴里•兰伯特中心，打算在今年年底前进行四次药用大麻试验。 

兰伯特先生相信这次的试验结果，会使得政界不再反对大麻在医疗领域的合法应用 “某一周，我们和一名高级公务员进行了一次非常有趣的会谈，他说大麻的使用是一个政治问题，如果政治问题得以解决，那大麻的使用就指日可待了，”他说。 

“政府必须认识到，有超过90％的公众支持大麻的使用。” 为了让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兰伯特先生创立了一个倡导团体Greenlight，呼吁政府改革当下这种“不可行”的监管环境。 

兰伯特先生已经推动了该领域的变革。作为药用大麻产品开发商Ecofibre的顾问，他敦促董事会将其业务转移到美国，那里大麻的使用不像此处这般受限制。 

该公司关闭了位于新南威尔士州猎人谷的340英亩的农场，并将其业务转移到了肯塔基州。 

兰伯特先生依然坚持不懈，声称澳大利亚的系统需要改革，而且与之前在会计和金融服务领域的斗争类似，他没有退缩。 

这是我们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但是我来自农村，家里还有四个兄弟。我会全力争取，不惧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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