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民族之一。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华人都可以生存的很好。因为华人极能吃苦,擅于艰苦奋斗。这是华人重要的特质,也是一种优势。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华人勤奋努力,但其奋斗动力有可能不是健康的, 所以我们勤奋却得不到尊重。因为华人奋斗的动力几乎多数是指向“发财”,没有对于知识、创造、公正、关爱等永恒价值的追求。这使得华人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环境中都是边缘群体。比如在美国,华人群体的政治地位却不高,甚至排在其它少数族裔之后。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分析。
需要和动机是源自一个人的价值取向,而价值观的形成又会受传统和文化的影响。.汉文化所提供的人生动力,仅限于财富、权利和威望。俗话说就是“升官,发财,做人上人”。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但放在人类文化的视野里,却是非常狭窄的。人类普遍具有对于精神意义的追求,有着对于公正、爱、真理、信仰等永恒价值的强烈兴趣。但这种兴趣,在汉文化中神秘的消失了。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奋斗的动力与人格健康水平有关。对神经症人格的人来说,人生奋斗的目的在于摆脱焦虑。而人类所有摆脱焦虑的动作,都会指向四个方向,分别是:爱的控制、金钱,权力,威望。选择不同的动作方向与人的焦虑来源有关:寻求爱控制的人,往往是缺乏爱;追求金钱的人,曾被贫穷所折磨;追求权利的人,则是无助感很强的;而追求威望的人,是有受过羞辱的经历。(《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卡伦.霍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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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伦 霍妮
卡伦 霍妮 Karen Horney,1885年9月16日-1952年12月4日。
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她曾在哥廷根的弗赖堡大学和柏林研究医学,1910年开始与卡尔·亚伯拉罕共同从事精神分析,并成为于1920年建立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20年代至30年代初,她在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的论文因远远超越了时代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注意,但自1967年《女性心理学》重版后,卡伦·霍妮已被公认为首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
对照这四个方向,我们就会发现,神经症人格的四个努力方向恰恰就是中国人人生奋斗的目标。第一,控制性的爱,中国父母对子女的关系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在中国父母的眼中,似乎没有孩子会‘成年‘这个概念,终身都把孩子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以“为你好”的名义进行方方面面的控制。中国人的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官民关系,都是这种关系的翻版,即以爱之名控制他人。
另外的三个方向: 权利、财富和威望,那就更是国人传统教育的目标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恰恰就是中国人所有奋斗动力的来源。可以说,华人的勤奋动力是摆脱焦虑,比如摆脱“被别人看不起”、“满足人性的欲望”等低级目标。这自然就缺乏感召力了。那些精神性的目标,比如探寻真理、追求公义、实践良知、传播爱等高级追求就没有在汉文化中出现。而《圣经》中爱则是贯穿始末的高频词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可能是神经症人格的主要缘由,影响其人生奋斗的目标无法指向创造性和精神追求。这也许是华人虽然勤奋却难以获得相应的尊重的重要原因。
那么,汉文化这种普遍性的神经症人格是如何产生的呢?原因在于汉文化缺乏“爱”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感内核。自古以来,汉文化就缺乏爱的教育。儒家文化强调的是等级尊卑,把人分为三六九等。道家文化佛教讲的是空无一物、虚空,也不强调爱。近几十年来,无论以前的各种运动还是近些年的价值导向,强调的是斗争和对抗,是竞争教育。结果是导致我们普遍性的在内心充满了竞争的敌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人去哪里获得爱的感觉呢?怎么可能培养健康的人格、获得心理健康呢?
敌意是神经症人格形成的关键原因。由于内心潜藏着敌意,人不得不去压抑这种敌意以避免冲突,这就会源源不断的产生焦虑。为了释放自己的焦虑,就会不由自主的指向“爱的控制、权力、财富、威望”这四个基本的方向。这反过来也能成为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神经症人格的基本指标。如果一个人人生奋斗的目标,无法超越这四个方向,那么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此人的动力就不是健康的,甚至是病态的。
一个人只有发展出健康的人格,才有能力听从内心真实的需要做出选择,在此方向的努力和勤奋才是与价值匹配的。
部分文字来源:自由新青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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