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2年出版的《总统的性格》一书中，杜克大学教授詹姆斯·戴维·巴伯将人格种类进行描述归类，并以此预测总统行为。他的归类基于两个标准，一是总统们对于自身的总统职位基本持正面还是负面态度，二是他们在履行总统职责时是积极还是消极。当一位总统的性格特征表露得非常明显时，这些特质可以为我们预测其行为提供线索。唐纳德·特朗普正是如此。
约翰·肯尼迪是积极-正面型性格，他享受总统角色，并积极参与政策制定，但他也拥有必要时从政策失败中全身而退的灵活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漫长的戎马生涯后，觉得总统职务不尽如人意，他行使总统职责大多出于责任感。作为消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尽可能地避免纷争和政治争斗。罗纳德·里根则是消极-正面型性格，他热爱总统角色，但在很大程度上也乐于委派他人行使政策职责。
最危险的莫过于那些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原因在于虽然他们拥有超强动力，但倾向于强迫症，把权力当作自我满足的工具，执着于成败，刻板僵化以至于无法放弃失败的政策方案，很难控制性格中的进攻性。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人总能发现“敌人”，也经常会面临一些导致其毁灭的问题或困难，而这些问题或困难有时是自作自受，如理查德·尼克松与水门事件，林登·约翰逊与越南战争。唐纳德·特朗普的推文已经暴露出他的强迫症和进攻性，其行为由自我意识驱动，并沉迷于展示自身成功。
令公众和两党政治家们惊愕的是，特朗普不能或不愿针对普京或俄罗斯发表任何负面言论，哪怕美国正在就俄罗斯干涉2016年大选及特朗普竞选团队涉嫌通俄展开一系列调查。特朗普称其为骗局，指责奥巴马政府，并要求向遭受调查的他道歉，他称这些调查为“政治迫害”。当选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12月16日的推文中对普京的崇拜之情溢于言表，普京当时决定不对奥巴马新出台的对俄禁令采取报复行动：“（普京）推迟这一步做得好——我就知道他很聪明！”从不回应、甚至拒绝承认俄罗斯参与入侵美国2016年大选系统的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成为普京的终极粉丝。他与俄罗斯的瓜葛或许会成为作茧自缚的问题，并最终导致其毁灭。
作为一个积极-负面型总统，特朗普对美中关系的威胁在于，针对过往旨在维护脆弱地区稳定的政策方案，他倾向于采取破坏手段。在朝鲜于7月4日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当下，与中国密切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对美韩随后举行的军事演习的回击，金正恩利用了总统的自负，嘲讽了特朗普。
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特朗普
出于很多不同原因，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家庭成员以及——或尤其是——总统的律师团队希望唐纳德·特朗普停止他那些通常极具进攻性的、个人化的、有时甚至是基于捏造事实的推文。他针对MSNBC主播米卡·布热津斯基的人身攻击哪怕以过去的标准衡量都令人震惊，这引发了包括共和党领导层在内的强烈反应。构成成分复杂、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依然追捧他的推文，因为这些推文说出了他们对这个无法理解也无法喜欢的世界的愤懑和挫败感，但即便是这部分选民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对特朗普的海量推文感到厌倦。
特朗普发推特是因为这可以令他表达当下的所思所想。但现在的问题是，以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的话说，他的推文“会被当做美国总统的官方声明”。此外，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援引了特朗普2017年6月5日的推文“其他人、律师和法院随便叫它什么都可以，但我就是要叫它——我们需要的、实际上就是——旅行禁令”，法院认为这显示出特朗普“已经超出国会的授权范围”。热烈欢迎特朗普如强迫症般发推特的应该只有记者、历史学家和分析人士了，他们依靠推文窥探特朗普未经过滤的想法和思维方式，喜剧演员也欢迎他大发推特，因为这些推文不啻为取之不尽的笑料。特朗普对政治规范的蔑视无疑显示出，曾被历任总统推崇的礼仪和官方交流方式已经成为历史遗物。
语言学家、认知学家乔治·拉考夫认为，自2009年首次开通推特账号以来，特朗普就一以贯之地利用推特先发制人地构建想法（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转移人们对其负面信息的注意力（哪怕只是脱离现实的空想），试探政策立场的舆论反应。这些试探令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在厘清并解释哪些推文事关美国政策哪些不是上疲于奔命。而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说，这些推文几乎成了他的扩音器，也是推销自己、攻讦他人的武器。正如迈克尔·克鲁泽形容的那样，特朗普“冲动、散漫、沉迷于发号施令、报仇雪恨，以自身的成功形象为生，哪怕这种形象与客观现实完全不符。他永远不会退让。他永远不会放手”。唐纳德·特朗普的自我意识主宰着他的全部世界。
显然，特朗普相信他在商界的成功理应帮他顺利过渡到总统职位和政坛。经商时期，特朗普的经营方式为封闭型，而当他试图将美国定位在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时，他相信自己正在推行一套历经考验的商业哲学信条。然而，世界的反应出乎他的意料，迎接那些推文和声明的只是嘲讽和揶揄。特朗普只是暴露出自己身处美国总统这一职位是如何坐立不安的负面性。而被特朗普称为“假新闻”的媒体是他的天敌，正如对另一位积极-负面型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一样。
通过不断制造“假新闻”叙事，将主流媒体定位为公敌，特朗普显示出自身对于总统职务限制的愤怒和挫败感。特朗普总是针对主流媒体，因为在后者眼中他的形象与其自身拥有的自我正面形象相左。特朗普及其代理人们声称，为诋毁并抹黑其总统任期，主流媒体捏造新闻欺凌他。
立法者、心理学家、同僚和其他人都称唐纳德·特朗普为自恋者，其程度包括“世界级”和“中毒级”。人人都有自我意识，而强大的自我意识通常与领袖及领导力相连。自恋的病态表现包括将自我相关因素极端化，如夸大和无限伟大化（“相信我，我对伊斯兰国的了解远超那些将军们。”），需要来自其他人的过度崇拜（开会时要求每个内阁成员对其极尽赞誉之能事），缺乏对他人的同理心（取笑《纽约时报》残障记者塞奇·科瓦列斯基）以及傲慢（“我可以站在第五大道中央朝人开枪，这样我都不会丢掉任何一个选民。”）。虽然对于自恋症的诊断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领域和专长，但显然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由强大自我意识驱动的典型案例。
特朗普沉迷于展示自我成功的例子屡见不鲜。他称自己的选举人胜利为“巨大的压倒性胜利”，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坚称（借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之口），参加他就职典礼的人数为“历史最高，句号”。他还宣称“从未有过任何一位总统……除了极少例外……比我批准过更多法案，做过更多工作”。
这种由个性主导的戏码对美中政策来说意味着该地区会经历前所未有的动荡，而维护地区稳定曾是各方精心打造的目标。
积极-负面型总统掌舵美中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6年发布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结合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崛起及美国全球力量不可避免的相对衰落，展望了美中政策的未来。“鉴于大量安全、经济和外交因素，美国或中国为确保未来主导优势的努力将被证明是徒劳且危险的。相反，创建一个稳定的实际力量平衡对两国来说必要且可行。”近期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傅好文的《天下万物：历史如何帮助中国力争成为全球强国》以及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么？》——都强调，若想避免军事对抗，华盛顿需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战略动机与抱负，并以深思熟虑的方式进行回应。不幸的是，审慎、仔细研究事实、维护稳定并非积极-负面型总统的性格特点。
2016年12月，当选总统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在推特发文，此举立即引发了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是否会随新政府上台而改变的疑问，该政策长久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稳定。随后，2017年4月，特朗普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如果再与蔡英文通话，他会事先与北京方面进行沟通。此举对于中国来说令人安心，但对台湾来说则令人不安。显然，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是出于在朝鲜问题上需要中国帮助的考虑，而朝鲜在国际关系的亚洲棋盘上不是什么新变量，也很可能成为“国家安全议程上最紧迫的议题”。对于那些受自我意识驱动的人来说，对美国外交关系抱有兴趣、了解基本事实和变量并非永远都是优先事项。虽然特朗普总统似乎为了与中国合作而改弦更张，但我们是否能够一直指望这种政策重组还有待观察。
作为候选人的特朗普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多项议题上抨击中国，尤其是美中贸易协议，他宣称“他们用剥削美国的钱重建了中国”。为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他或许并不明白该协议不仅事关贸易，同样事关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影响力。现在，这份影响力只能让给中国。同时，中国对美国贸易来说也并非一无是处，自上台以来，特朗普的家族企业就在中国获得了新的商标权，令他们得以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
美国进步中心高级分析员、前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富克斯认为，或许最重要的是“特朗普似乎并不知道如何应对中国”。断续的政策和纸老虎式的攻讦会让中国认为“无需严肃对待唐纳德·特朗普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事实上并未“过多偏离惯例”，如特朗普总统最终重申了美国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放弃了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的竞选承诺，中国仍会变得更大大胆、更咄咄逼人地维护自身利益，从而破坏长久以来有利于美国的稳定。
唐纳德·特朗普不是第一个被认为乖僻、爱惹麻烦的美国总统。在2005年发表于《时尚先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人士汤姆·巴奈特敦促小布什总统（他也被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拥有积极-负面型人格）利用其令全球胆寒的“西部牛仔”形象“令第二个任期有意义，维护自身政治遗产，同时，哦，是的，创造一个值得人类生存的未来”。虽然现在看来无非是后见之明，但那些“西部牛仔”岁月并未给美国带来多大好处，这还是在小布什坐拥一套人员齐备、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团队情况下，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这一优势。现在仍有数百个职位空缺，其中很多都是对维护稳定非常重要的日常事务岗位。最终，军方人员——虽然在作战任务中表现卓越，但他们倾向于将所有议题视为只有动用军事大棒才能解决的钉子问题——填补了很多安全事务高层岗位。
结论
一位乖僻的总统关注事务——自我意识、家族生意、俄罗斯——而非政策，如果再没有一个拥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团队辅佐，这对美中关系未来或亚太地区稳定来说不是好兆头，尤其当美国需要应对一个更加大胆的中国时。我们希望，地区领袖、国家团队及那些已经入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们能够说服特朗普总统，稳定而非混乱才最符合美国利益。我们同时希望中国领导人明白，一位拥有积极-负面型性格的总统可能仅仅为了彰显自己的“领导权”而在危险情况下加倍下注。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鲁莽都最不可取。
作者：
琼•约翰逊－弗里兹
Joan Johnson-Freese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
伊丽莎白·弗兰普顿
Elizabeth Frampton
美国独立政策分析师，重点关注国际关系及国内政策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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