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是如何考驾照的

上海某高校女生在学开车，摘自《户外运动》1935年第3期。

1947年在上海开办女子驾驶学校的傅文浩女士(左)及其闺蜜。

南京国民政府最后一任上海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驾驶的派克牌汽车(模型)，由美国底特律派克公司生产。

在座的每一位朋友都知道，只要开车上路，就得把驾照带上，无照驾驶是会受到处罚的。

　　解放前有没有这个规矩呢？咱们看过几份文件就知道了。

　　1928年，北平市政府出台《交通守则》：“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持有驾驶执照，无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四元。”没有驾照就上路，罚你10块大洋；有驾照却不带驾照，罚你4块大洋。

　　1932年，汉口市政府出台《市街交通管理规则》：“汽车及汽力脚踏车司机应向公安局登记，并考验合格，发给执照，方可驾车。无司机执照者罚银十元，已领执照而驾车时不携带者罚银三元，借用他人执照者罚银五元，另将该执照吊销。”汽力脚踏车就是摩托，无论开汽车还是骑摩托，都要经过汉口市公安局登记，都要考取驾照，否则罚款10块大洋。如果你考了驾照，开车或者骑摩托时没有带在身上，罚你3块大洋。如果你借用他人的驾照，罚你5块大洋，同时将所借的驾照吊销。

　　1943年6月22日，蒋介石给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了一份手令：“凡汽车司机均须持有驾驶执照方可准其驾驶，至于外籍司机，其欲在我国境内驾驶者，不论其有无本国执照，均须经我国政府之核准，领得我国执照方准行驶，否则概予取缔，希即拟定条例实施为要。”蒋介石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你在中国开车，就不准无照驾驶。

　　由此可见，在解放前开车一样要带驾照，不带驾照一样会受罚。

　　民国如何考驾照

　　现在的驾照是考出来的，在解放前领驾照需不需要经过考试呢？同样需要。只是民国时代四分五裂，政令不一，自始至终没有搞过统一的驾照考试。

　　以上海为例，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这座城市有三个衙门可以颁发驾照：一、公共租界工部局，二、法租界工部局，三、上海市政府公安局。想拿英美驾照，去公共租界工部局考试；想拿法国驾照，去法租界工部局参加考试；想拿中国驾照，去上海公安局参加考试。好在这三种驾照都能通用。

　　但是上海的驾照只能在上海用，到了北京就不一定好使了，因为北平市政府有规定：“持外地执照者若须在北平市内驾驶汽车，须到公安局呈验执照，经考试合格后，方得驾车入市。”也就是说，当你从上海开车到北京的时候，必须把车停到郊区，然后搭车去北京市公安局参加一场临时的驾照考试，考试通过了才能把车开进去。（这真是醉了！）这一点跟我们现在大不一样，现在不管是哪个地方颁发的驾照，在大陆每座城市都是通用的，除非你拿的是港澳台驾照或者外国驾照。

　　为什么民国时代的驾照在国内不能通行无阻呢？因为各地的驾照考试区别太大，对驾驶员的要求千差万别。北京是这样规定的：“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四肢健全、耳目聪明、无神经病者，方可考取驾驶执照。”上海的条件却比较宽松：“年龄在十七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经考验合格，即可领取驾驶执照。”开个车而已，管你有没有神经病干嘛？现在司机堵到尿急的时候，绕一个钟头也找不到停车位的时候，有几个不犯神经病？

　　再说考试。

　　北京的驾照考试包括两大部分，先是口试，再是“实地考验”。口试相当于现在驾照考试的“科目一”，主要考汽车构造和驾驶规则，只是我们今天全是电脑答题，而民国北京却是口头答题——考官发问，考生回答，答得好，让你通过，答得不好，下回再考。

　　实地考验又分两个环节。先是场考，考启动、挂挡、换挡、转向和熄火；然后路考，考转向、倒车、上坡和下坡。现在驾照考试里的“单边桥”、“S弯”、“左右库”、“定点停车”等等，在民国北京统统没有。

　　上海的驾照考试一般没有口试环节，直接考你实战技术。具体怎么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又有区别。公共租界按美国办法考，场地先进，无需上路，考场里有宽道、窄道、弯道、土坎、山坡、停车场、交通管制的各种灯光，考生一一通过，场考加路考就全考完了。法租界也是这样，只不过考场里又加了一段特别光滑的玻璃路面，这段路面专门用来测验考生的雪地行车技术。至于华界是怎么测试的，暂时还没找到相关记载，估计当时的上海市公安局应该又有一套独特的测验方法。

　　南京市工务局公布的《廿四年度考验汽车驾驶人及核发五省市统一驾驶执照统计表》(原载于1935年《南京市政府公报》第120页)，可以看出当时驾照考试的通过率还是蛮高的。

　　汽车司机收入优厚

　　去年南京某报记者采访一个老司机，询问解放前怎样考驾照，老司机说当时根本没有驾校，考生们都是跟着老司机在实践中学会开车的。其实不然，我查阅民国报刊，发现当时还是有驾校的。

　　1934年，《齐塘月刊》提到了广州西关的“南洋驾校”，该驾校除了招收广州考生，还有惠州、云门等地的青年前去报名。这所驾校主要培养公共汽车司机和货车司机，培训期为半年，半年后选送成绩较好的学员参加广州市公安局组织的驾照考试。一旦拿到驾照，这些学员会被广东境内的运输公司和客运公司抢走，月薪在70块毫洋左右(折合50块大洋)。而据中山大学法学院经济调查处1934年对广州工薪阶层的抽样调查，车床工人平均月薪30块毫洋，轮船工人平均月薪26块毫洋，建筑工人平均月薪25块毫洋，码头力工平均月薪15块毫洋，裁衣女工平均月薪11块毫洋，电机修理工平均月薪46块毫洋，都没有汽车司机的收入优厚。所以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去驾校学开车绝对是一项理性选择。用当时报纸上的评论说：“各处相继筑路，驾驶人员所需极多，少年人学习此工，正合潮流之至。”

　　早在1930年，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就设有驾校，该校学生课余学习开车，每天下午练习一小时，一个月后参加学校内部举行的驾驶测验，通过后可以领到一个“驾驶徽章”。凭该徽章参加正式的驾照考试，可以能得到加分。

　　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国民党基本统一中国的时候，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汽车数量迅速增加，公路里程也越来越长，虽然汽车数量和各地路况跟今天远远没法比，但学开车和考驾照在当时毕竟成了一件非常时髦的事儿。对穷人的孩子来讲，有了驾照就可以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好工作；对达官显贵的孩子来讲，他们家中不缺钱，甚至也不缺车，所以他们对学车和拿照的兴趣更为浓厚。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驾校自然应运而生。

　　出现专业女子驾校

　　那时候，江浙地区的驾校多半拥有教会背景，有些教会大学自身就办有驾校或者驾驶培训班。另外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也相继开设了一批驾校，这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青岛青年会兴办的“圣约翰汽车驾驶学校”。圣约翰驾校在1934年开办，1937年停办，三四年时间培训了630名学员，其中490名顺利考到了驾照。抗战以后，江南城市大半沦陷，各地青年会驾校转移到重庆、成都、昆明、柳州等地，为培养抗战运输队出了大力。

　　解放前甚至还出现了女子驾校。

　　1947年，上海房地产大亨厉树雄的前妻傅文浩女士在上海创办“女子驾驶人学校”。这位傅女士本人就会开车，1936年上海市举办过一次“沪杭公路汽车竞赛”，傅文浩报名参加，她驾驶一辆跑车，用两小时五十分跑完全程，第一个抵达终点，当时上海各大媒体竞相报道，成了一大新闻。傅文浩说：“中国一切都落后，中国女子能驾驶汽车的真如凤毛麟角，而且一般人看见一个女子开车，莫不啧啧称奇，偶然停在路口，总拥上去一大批好奇的看客。实在外国女子开车十有九会，并无啥稀奇，我国这种旧脑筋实在大应改革。开车的技术并不十分困难，只要胆大心细，便可一学即会。况且我国公路已逐渐修复，驾驶人才实在需要。”所以在抗战胜利后，她在上海办起了女子驾校。她的驾校有一特色：既重视驾驶技艺，又重视机械原理，让女学员掌握初步的汽车修理技术，万一路上出了毛病，自己下车打开引擎盖，操起钳子就能搞定，决不让男司机看笑话。

　　除了傅文浩，国民党时期上海市最后一任市长吴国桢的夫人也是开车能手。据当时媒体报道，吴国桢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其夫人每天四点半从莘福路家中开车出发，去市政府门口接他，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市政府本来给吴市长派了司机，但是市长夫人的驾驶技术更为出色，所以吴市长宁可让夫人来接。也许这位吴太太的驾驶技术就是在女子驾校学会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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