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东京审判》剧照

1973年，一位老人在北京病逝。

他的晚年是凄凉而孤寂的，“造反派”的抄家、羞辱，法学理想的破灭，甚至连他最为珍爱的法袍也险遭烧毁。

他是梅汝璈，东京审判中唯一的中国大法官。

《人民日报》1973年4月28日第四版梅汝璈讣告

在1946年的春天，他曾穿着那件法袍昂然进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慷慨陈词，把罪行累累的日本战犯送上绞刑架，告慰“二战”中惨死在日军手中的同胞。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国之英杰，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却自称是“一本破烂过时的小字典”。

他的儿子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停电的夜晚，梅汝璈枯坐在椅子上，轻声哼唱清华的校歌：“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在寂静的暗夜里，他低沉的歌声似乎透过了时光，回到了那个“东西文化 ，荟萃一堂”的时代，回到了1946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东京审判庭法官席现场图

1946年，为了清算日本法西斯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成立，对战犯进行审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东京审判”。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获得了一个法官名额 ，国民政府选中了梅汝璈。

梅汝璈是当时中国最出色的法学家之一。

1904年，他出生于江西南昌。

幼年时的梅汝璈在严父的督促下，勤勉自律。然而却也不失天真。

读小学的时候，梅汝璈读剑侠小说读得入迷，竟留信出走，声称要到峨眉山拜峨眉老道为师，结果在路上钱都被小偷偷走了，只好回来，一时间被引为笑谈。

在父亲的严厉要求下，梅汝璈12岁进入清华学校，20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学校毕业，远赴美国，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24岁就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

毕业之后，他游历欧洲各国，于1929年的春天回到中国，任教于山西大学法学院。

梅汝璈接受的是西方正统的法学教育，对欧美各国的文化也熟谙于心，然而他却没有像有些学者那样一味鼓吹欧美。

他曾严肃地告诫自己的学生：“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系，其用意是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我们的大学现在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奋发图强以雪耻。”

所以，国民政府决定选派梅汝璈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审判，不仅是因为他对英美法系的精通，更是因为他深厚的家国情怀。 

梅汝璈在东京审判期间的工作照

1946年3月，梅汝璈抵达日本东京，准备作为战胜国的法官之一参与东京审判。

3月29日，在东京的街头，他偶遇了顾毓琇。

顾毓琇是是后来共和国总书记江`泽`民的恩师，学贯中西。他赠予了梅汝璈一柄宝剑，嘉许他为“壮士”，祈盼他能为中国人争回公道和尊严。

作为“二战”中饱受日军侵害的中国国民，走在东京的街头，梅汝璈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发现日本人大多面色红润，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精神面貌都不像报纸宣传得那样差，他们的体格远比上海、北平的中国平民要壮健得多。

回想起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惨烈牺牲，梅汝璈不禁悲从中来，在日记中记下了彼时的心情。他决意要用法律为自己的国家取得迟到的正义。

按理说，日本法西斯的兽行令人发指，给那些日本战犯应有的惩罚应该是很顺利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梅汝璈（右）在东京审判中发言

在列席审判的11个战胜国中，一些国家的本土并没有遭受日军的侵略和屠杀，因此对日本战犯并没有刻骨的仇恨，态度也显得暧昧不清。美军的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更是有偏袒之意。

刀不砍在自己身上，是永远不知道疼的。国家之间，亦是如此。对一些置身事外的外国法官而言，中国人的命，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印度法官巴尔甚至要求宽恕所有战犯，全部无罪释放。

开庭之前的座次问题同样令人愤怒。1946年5月初，各国法官召开预备会议，对法官的座次问题进行讨论。

担任审判长的是澳大利亚法官韦伯，他想让与自己关系好的英美两国法官坐在身边，于是将中国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当即提出抗议：“我拒绝接受这种不合理的安排。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中国受侵略最深，抗战最久，牺牲最大，而英国却只是一味地忍受和投降，中国绝不能接受排在英国之后，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被安排在英国之后！”

梅汝璈寸步不让，不惜脱下了法袍，以退出谈判表示决心。在经过各国法官的表决之后，法官座次按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

在审判中，梅汝璈强烈要求对日本天皇裕仁进行审判，却被麦克阿瑟将军以《波茨坦公告》为借口而拒绝了。

其他国家的法官对战犯的死刑问题也多有争议，前文提到的印度法官巴尔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梅汝璈明白，只有铁证如山才能说服这些法官。

东京审判的法庭，坐在法庭最高处的是11位法官，右四是梅汝璈

他和助手几乎是不眠不休，夜以继日地整理日军残害中国人的证据。

他告诉自己的助手：“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在梅汝璈和其助手的努力下，最后的法官投票，以6：5的微弱优势将松井石根、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战犯送上了绞刑架。

梅汝璈说：“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新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有这样一段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完了，应行的路我已行尽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从此以后自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

此时的梅汝璈，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公义，是当之无愧的英雄，本应回国接受嘉奖，可他却借故滞留在日本，迟迟不愿归国。

梅汝璈对时局有着独到的见解，他对国民政府的独`裁腐败十分失望，对于国共内战更是痛心无比。外敌刚刚败退，手足却又相残，这是何等悲哀。

1949年6月，梅汝璈与自己的清华校友乔冠华取得了联系，不久之后由港赴京，弃暗投明，开始为新生的红色中国服务。

本是大展身手之时，却不料风向突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

新中国与苏联关系密切，在法学体系上几乎照搬苏联，而梅汝璈毕生所钟爱的英美法系则不被容纳。

对于梅汝璈这样一流的英美法学专家而言，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作为老派知识分子，他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坚守，也给他惹了不少麻烦。

当时的外交部，没有人敢说苏联的坏话，因为彼时的苏联是“老大哥”。梅汝璈偏偏“不识时务”，经常直言不讳，坦言苏联所存在的缺陷与不足。

当浪潮袭来的时候，梅汝璈首当其冲，被划为“右派”，经常被要求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甚至连他在东京审判中的表现，也被污蔑。

梅汝璈的理想彻底破灭了。

他的儿子梅小璈出生于1952年，很少听父亲提起过去。梅汝璈的沉默，或许是因为孤独，那件曾经引以为傲的法袍，都成了“反革命罪证”，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梅汝璈故居，位于南昌市青云谱区朱姑桥梅村内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曾经和梅汝璈有过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初期，年轻的金庸深得梅汝璈的赏识，梅汝璈想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助手，金庸欣然接受。但是乔冠华拒绝金庸进入外交部，因为他不是共`产`党员。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金庸只好返回香港。

回港之后的金庸笔耕不缀，最后成为武侠小说的大师。而留在大陆的梅汝璈，却在政治浪潮中茫然失措，成为了“破烂过时的小字典”。

不知晚年的梅汝璈，若是得知金庸后来的成就，是否会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剑侠之梦。

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庙堂社稷和野鹤闲云，他会选择哪一个呢？

参考资料：

梅汝璈：《东京大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日记》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5年

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法律出版社 1988年

梅长钊：《梅汝璈轶事》  新民周刊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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