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让世界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却饮弹自尽，用生命书写了历史真相,美国本科留学微信公众号文章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残忍杀害的同胞们。在这样的一天，我想起了一个人，她的名字叫张纯如。

1968年，张纯如出生在美国，在这里她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

她17岁考入伊利诺伊大学攻读数学和计算机双学位，如果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她会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但大二时，她却忽然决定转到新闻系，她的选择虽出人意料，但依然获得父母无条件的支持。她做过美联社的记者，后来又攻读了文学博士学位，出落得格外漂亮。作为一名自由作家，她手中有着写不完的题材，版税所得也颇为优厚，在美国加州的圣巴巴拉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

1994年，张纯如的第一本书，描写钱学森生平的《蚕丝》出版。她终于在自己“畅销书作家”的理想道路上初露锋芒。

她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但加州的一场展览，彻底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

1994年12月，她正式受邀参加了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会议。

会议组织者在大厅里展览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照片，这是张纯如一生中所见到过的最可怕的照片。虽然她对南京大屠杀已经耳熟能详了，但见到这么多血淋淋的照片还是感到"窒息"、"想呕吐"：被砍的人头，被刺刀剖开的肚肠，赤裸的妇女脸上扭曲着的痛苦和耻辱的表情像噩梦一样缠绕得张纯如好几天无法平静入睡。

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把无辜的中国人反绑双臂枪杀后，掷入城郊池塘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张纯如得知，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快60年了，但在西方却只有两本以此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刚刚完成，且正在寻找出版商，它们分别是R.C.宾斯托克的《天堂之树》和保罗·韦斯特的《橙雾帐篷》，还有一本华裔青年尹集均和史咏正在编辑的画册《南京的暴行：一段无法否认的图片史》。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都还没人用英文写过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纪实著作。

"这笔历史的陈账要由我来算清。"张纯如决定自己来写这本书。

噩梦连连的写作过程

1995年，张纯如来到南京，从这座陌生而略显凌乱的城市里，开始探寻六十年前历史浓雾中的血腥味道。她走进那些曲深里巷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每一个老人都极其渴望滔滔不绝、情绪激动，他们的痛苦过于深重，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为尽。

有时我感觉像在做时空旅行，比如一名受害者面对面地跟我说她曾经反抗企图强暴她的三个士兵，而她的照片是我见过的。一个当时只有十九岁的女孩，满身都是伤口。六十年后的今天，当我看到眼前这个老人跟我说的她当年的遭遇。这对我触动很大，我切身感受到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六十年前，到今天还影响着人们。

张纯如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严谨的，当年的有关场地她都要一一踏访。在采访幸存者时，她的问题非常细致，常常具体到当时的天气，以及街道形状等。有一位被访者叫潘开明，当年是拉人力车的，对街道名记得比较牢，他在讲述怎么死里逃生的往事时，提到了许多地名，张纯如按照他讲的地名，在当年的地图上一一按图查看，当发现没有任何自相矛盾的地方时，她感到很高兴，感觉证人的证词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是精确可信的。

在采访过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李秀英和夏淑琴后，她说，她们的证词同马吉、麦卡伦等传教士50多年前在他们各自日记中的描述完全吻合，这说明他们的日记是真实可信的。

在南京的20多天里，由于天气炎热，加上水土不服，张纯如一直低烧不断，但她没有躺倒，也没有去看医生，只是感觉时间太紧，要抓紧干。她常常强撑着病弱的身体一直工作到深夜。

离开祖国内地后，张纯如又飞往台湾，采访生活在台湾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杀》一书进入到了最艰巨的写作阶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张纯如体重减轻、经常恶梦，头发一团团地脱落。她告诉父母，有时她必须起身远离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气，她觉得痛苦万分，几乎窒息。

将要被砍头的中国平民正做祈祷

在给母亲的回信中，张纯如这样写道，

我现在所承受的这些与大屠杀中的那些遇难者的遭遇完全无法比拟，作为一名作家，我要将这些遇难者从遗忘中拯救出来，替那些喑哑无言者呼号。

书籍出版后她面临威胁

1997年12月1日，全球最重要的杂志之一《新闻周刊》中出现了几个大字，“揭露南京大屠杀”，张纯如的《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正式在全北美推出。

这本书一出版即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影响极大。书籍出版后，她也成为世界各极端右翼团体，尤其是日本右翼攻讦的目标。时任日本驻美大使藤邦彦批评她的书，“一面之词，错误连连”，说这是一本"歪曲历史的书"。之后一些恶意来信出现在她的信箱，其中一封中还夹着两颗子弹。

张纯如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她就著作的真实性回答记者说，这本书引用的历史资料，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档案和耶鲁大学珍藏的当时南京国际和平区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日本老兵的回忆录等都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中做了详尽的出处注释，注释条项达350多条。

在著作出版前，她还专门请中国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华中师范大学老校长章开沅，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等做了仔细的审阅与核实。

张纯如说，我的这本书日文版不能改动一个字，不能增加一个字，更不能对我的著作进行注释，或附加文字。

因为对日本右翼势力毫不留情，张纯如和她的家庭为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的朋友有一次给她家里打电话时，听到的是电话答录机的声音。但刚放下电话，张纯如的电话就回了过来。对此友人很是诧异，问她人在家中为什么还要用答录机。她无奈地说了句，一直都这样，习惯了……

生命的尽头

《南京大屠杀》后，父母建议女儿不要再接触此类残酷题材了，但张纯如说，她不能背弃那些老兵，让他们被人遗忘。

2004年，在张纯如为了推广她的第三本书《美国华人》时，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发现一向风风火火的女儿忽然变得心事重重、闷闷不乐，一次，她向母亲讲述了旅行中的一幕。

有个人演讲后走过来，用充满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如果你加入我们组织的话或许可以安全些，我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立刻走开了。

2004年8月11日，张盈盈来到女儿的住处，她发现张纯如几天没怎么吃饭睡觉，几乎垮掉了，但她还在收拾行囊准备第二天去路易斯维尔采访美国战俘老兵。

那是张盈盈后悔终生的时刻，出于对女儿决定的一向尊重，虽然心中有明显不祥的预感，但张盈盈没有竭力劝阻女儿。

8月13日凌晨两点，尖锐的电话铃声响起，电话中张纯如的声音惊恐万分，她看到旅馆的窗子外有人在窥视她，而旅馆的电视里则忽然出现了恐怖的画面。

张盈盈夫妻马上赶往路易斯维尔，他们在医院的精神病房见到了女儿，她被诊断为躁郁症发作。之后的三个月，张纯如换了三位精神科医生，但她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而是趋向严重。曾经充满活力、神采飞扬的她时而郁郁寡欢、神情恍惚，时而情绪暴躁、脸色铁青，最后一个星期，她拒绝父母来家中探望。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这个曾为南京30万冤魂奔走呼号的女子,将自己的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僻的公路旁，然后掏出手枪，结束了自己年仅36岁的生命。

她为什么自杀？

同当年《南京大屠杀》的出版一样，张纯如的死再次震惊了世界。有人认为，张纯如一直患有忧郁症，并有自杀倾向。

对此张纯如的妈妈张盈盈坚决否认，因为女儿生前一直认为自杀是件恐怖而不可理喻的事，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张纯如的抑郁与她深陷《南京大屠杀》一书黑暗的主题有关。

张纯如接触到的是血淋淋的史实，在《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她面对的是尽显人性恶劣、残忍血腥的历史，还要叙述出来：砍头、活焚、活埋、在粪池中溺淹、挖心、分尸……书成后，她又得面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和骚扰。她不断接到威胁信件和电话，这使得她不断变换电话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孩子的信息，她曾经对朋友说，这些年来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但她的妈妈认为该书出版和张纯如自杀中间隔了七年之久，二者已不具备直接的关联，张盈盈最终在书中得出结论，认为纯如的自杀是由药物引起的。张纯如在发病的三个月期间医生给她开具的一些抗抑郁药物具有严重的副作用，即短期内使病人产生强烈的自杀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