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作家，曾经在2010年被拍成电视剧的《铁梨花》就是他父亲的作品，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家庭浓浓的文艺氛围的熏陶，让严歌苓从小就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她喜欢看家里父亲满书柜的藏书，《唐璜》《战争与和平》都是她出门讲给同学们听的故事，中间她没看的情节，都靠她自己编出来再串联成故事。

1970年，12岁的她成为一名芭蕾舞文艺兵，她本以为她的一生会是在舞台上度过。但20岁时，她主动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在战场上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受受伤后的恐惧与绝望，她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

1988年，严歌苓受到美国新闻总署的邀请，访问了美国7个城市，并且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回国之后，她开始觉得：“我应该有另外一个地平线，来开始作为作家的一个新的起跑点。”

于是，已经30岁的她下了一个决定：到美国留学，学习写作。

决定去美国，仅凭着一腔热血。

当时严歌苓的英语水平，还停留在只会说ABC。为了攻破语言关，她买回了三本新概念英语，把整本书都背了下来，当时她学英语的劲头，简直走火入魔。

有一次父亲对她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条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着单词，到了菜市场，买了鱼，又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问她：“鱼呢？“ 严歌苓才发现早不知道把鱼丢在哪儿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严歌苓一边打工一边考托福。为了背单词，她把胳膊上写满单词，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就一会儿看一眼，这样把单词都背下来了。

当时艺术研究生录取分数是550，她第一次考了540分。为了能拿到奖学金，她用仅剩不多的钱报了英语强化班，把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的考试都报了，孤注一掷，用三次机会换取了一个最高分——570分。

这样的状态下，她后来以全额奖学金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全奖。

她说：那段苦没白吃。

然而，度过了语言考试，迎接她的是更难的全英文写作课。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的文章，她才能读10页；别人写出一篇小说的时间，她只能磕出一段白描。但也是这样的状态，让严歌苓越发努力，反复训练写作，每天坚持9个小时，最后成为班上唯一一个满A学生。

严歌苓曾说，她不是天生的文人，她的成就，90%靠的是她的勤奋。确实，任何事情都没有捷径可走，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在去美国之前，严歌苓已经是中国小有名气的作家，写过长篇小说《绿血》和《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过10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

到美国之后，一切从零开始，她是一个连语言交流都存在重重障碍的留学生，加上文化的差异，她好像成了一个被边缘化的人。

克服了语言障碍后，严歌苓还要靠打工来维持生活。

她曾经在一个台湾家庭当保姆，有一次拖地的时候，孩子一直闹，她一次次地帮孩子换洗袜子，后来放拖把的时候，听到天花板一声巨响，她一看，头上的天花板裂了。以为这是自己造成的，严歌苓战战兢兢地工作了一段时间，最终向主人坦言：“工钱我不要了，用来补偿你们的天花板……”

主人恍然大悟，解释道：“天花板是我们搬进来就裂了，一直没顾上修。”

严歌苓这才知道，天花板不是她弄破的，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为了能够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学生，严歌苓身兼数职，为此承受了很大的生活压力。曾经在一个雇主家，因为看不懂清洁剂的英文，严歌苓错把清洁剂当成了地板打蜡液，被雇主指着鼻子破口大骂。

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记关咖啡机，玻璃壶炸开了，她当即被扫地出门。

30多岁的青年女作家，只能在异国他乡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她说：“那段时期，我就像任何一个中国留学生、中国新移民那样，讨生活、挣饭钱。好像多出一条命来，还是脱胎换骨的那一种。”

就在那个阶段，严歌苓像竹子一般，飞快地拔节，成长。

终于，在拿到MFA（艺术硕士）的时候，严歌苓感叹：“我这辈子最痛苦的，最最难熬的日子结束了。”

生活的艰苦、辛酸、举步维艰、掉落的尊严，这些严歌苓在赴美的初期都得以体验。在后来创作时，她把这些生活带给她的苦难都沉淀成自己的灵感，变成一部部刻着她个人烙印的作品。

有一次，严歌苓行走在大街上，被一个少年抢了项链。回去后，平复了心情，她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雾气的氤氲还没有散去，看到邻居家阳台上的一条滴水的透明蕾丝睡裙，严歌苓回屋写出了《女房东》，这部作品问鼎了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一等奖。

在严歌苓的笔下，芝加哥的警察、拾荒的老人、学校的老师、华人移民的故事，都成了她创作的源泉。生活中的失意，给她的作品带来了新的深度和一种更直观深刻的表达欲望。她在这个过程中涅槃，以更加丰富的姿态挺立起来。

1992年，严歌苓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结束了她的窘迫生活。

打电话的人是已经拍出《喜宴》的导演李安，想要买严歌苓《少女小渔》的版权。这一次，她收获了3000美金。这笔钱对于当时的严歌苓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够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用再出去打工。

同一年，严歌苓又卖出了两部作品的版权，一个给了香港导演李翰祥，接下来给了台湾导演朱延平。

随后，《少女小渔》大获成功，越来越多的大导演向严歌苓抛出了橄榄枝。

2009年，严歌苓编剧的作品《梅兰芳》获得金鸡奖、华表奖，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

2011年，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上映，拿下了当年的化与票房冠军，也让剧本原作者严歌苓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几乎严歌苓的每一部作品，都获得国内外重要文学奖项。

严歌苓更是荣获了奥斯卡编剧奖评委的身份，站在了编剧界的顶峰，虽然编剧并不是她热爱的事业，她创作的重心，一直都是小说。

其代表作品《扶桑》，获得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且成为2002年美国《洛杉矶时报》年度十大畅销书之一。

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和《陆犯焉识》，均获得“中国小说协会长篇小说奖”榜首。

她说：“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一种浓烈度，只有写作能够给我。最最根本的是，我想把中文，经过我的手来再创造，变成很有严歌苓风格的中文。”

高晓松对严歌苓的作品尤为喜爱。

在读完《扶桑》后，高晓松对严歌苓如此评价：“一个这么美的女人，不怜悯自己，不怜悯这个世界，也不怜悯她笔下的人物，我觉得这是成为伟大作家的素质。” 他坦言，自己被这部作品感动的热泪盈眶，说：“这真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像我这种人，一直都是卖艺的，从来不会花钱跟人买艺，但看完书，我是赶紧拿钱买下了《扶桑》的音乐剧版权，这是第一次，也八成是最后一次。”

对于严歌苓的自律和几乎每年一本书的高产，出版人张立宪也曾经夸奖说：“严歌苓每次回国，空运来的都是耳光，响亮地告诉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们又虚度了多少光阴！”

作为旅居海外的作家，严歌苓一直游走于中西方文化之间，用文学作品，架起一座东西方文化的魅力桥梁。“我还有余生，可以做一个独木桥，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能够起那么一点点作用，当然我知道这很难。”

严歌苓的人生，经历了从高处跌落再慢慢爬起的过程。而那跌落，是她自己的选择。爬起，也是她的坚持所必然带来的。

对于初到美国，从一个知名作家，到给人打工拖地，她笑答：“这没什么心理落差，我觉得完全OK啊。”

确实，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不会拘泥于身份。在严歌苓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把一切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信念，一种把生活历练融化为自身的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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