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洲养老金投资者协会（ACSI）对澳交所200指数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调查，并发布了最新的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排行榜。其中，达美乐披萨（Domino’s Pizza，ASX：DMP）首席执行官Don Meij以36,837,702澳元的实际收入拔得头筹。

整体而言，2017财年澳洲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持续录得上扬，平均实际所得薪酬达到四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如果说高管的薪酬大幅上扬与上市公司奖励机制有关，那么同样与业绩挂钩的员工薪酬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同样是为公司“打工”，为何澳洲高管们的薪酬如此之高，而普通员工却没办法享受到公司利润增长带来的好处？

今天的《澳财聚焦》节目，我们就来请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睿昊先生为我们解读澳洲的贫富差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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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CEO高薪酬从何而来？

据了解，澳交所100指数公司CEO的中位实际薪酬上涨了12.4%，达到436万澳元；同期奖金涨幅超过18%。

博满金资首席分析师魏睿昊先生表示，对于绝大多数CEO而言，奖金在实际薪酬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可以说，澳交所100指数里的那些公司CEO宁愿以后丢饭碗，也不会愿意放弃任期内丰厚的奖金。

ACSI的报告指出，上市公司CEO实际所得和财报报告薪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即是这些CEO就职期间，拥有的大量股票和权益并未计算在财报公布的薪酬之内。

以本次排名首位的Don Meij为例，其实际所得高达3684万澳元，几乎是公司报告收入466万澳元的八倍。而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正是高管持有的股票期权。据统计，在任期间，Meij获得了900,000股票期权，经去年“行使基金期权、期权纳税和所谓的‘离婚交割’”之后总计套现5311万澳元。

“一般来说，上市公司CEO的基本底薪不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他们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来自于奖金，所以当公司业绩表现亮眼的时候，高管的奖金自然而然就更多” ，魏睿昊解释道。

因此，2017财年澳洲高管薪酬的大幅上扬和去年澳洲股市的“走牛”也密切相关。过去的一年中，澳洲股市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尽管在一季度时出现波折，但是到了二季度，澳洲股市有创出新高。

达美乐公司的股价较两年前70澳元/股的高点跌至目前的不到50澳元/股，跌幅超过37%，因此Meij未能获得年度奖金，但是相比五年前10澳元/股的地价，目前公司股票涨幅仍超过374%。

而随着“四大行”丑闻不断曝光股价下跌后，澳洲大型银行的CEO们明显失去了往日的风采。例如，西太银行CEO Brian Hartzer曾排名2016年上市公司高管收入榜的首位。但是，2017财年仅以668万澳元的报告收入和528万澳元的实际收入分别位列第20位和第33位。

工薪阶层薪资增速为何停滞不前？

在过去，经济通常遵循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经济增长会推低失业率，工资也会上涨。

过去26年，澳洲创造了经济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神话。失业率从金融危机时期超过6%下滑至5.6%。2017年更是澳洲就业人口大幅增长的一年。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工资增长率却一直停滞不前。金融危机爆发前，澳洲工资增长以年均3.3%的速度增长，并且于2008年达到创纪录的4.3%。金融危机爆发后，工资增长率曾经历短暂的下滑后并于2010年出现复苏。但是到了2012年年中，伴随矿业投资的衰退，工资增长率再次下滑，跌至1.9%。目前的工资增长率为2.1%。

因此，澳洲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涨薪的战争。以工会为代表的一方在电视广告上多次重申目前工资的不可持续性；而代表企业的一方则坚决反对涨薪。围绕工资涨还是不涨的战争已经上升至政治层面。那么，澳洲的工资到底是怎么了？从六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澳洲居民目前正感受到工资增长下滑所带来的明显压力。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ABS）提供的最新调研数据，澳洲每户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经调整后由2013-14年的每周1029澳元缩水至2015-16年的每周1009澳元。

虽然每周少20澳元看上去并不多，但是累计一年少了1040澳元。同时，住房、育儿、医保、电费、天然气、教育等各项开支开始出现明显飙升。两者共同作用下，澳洲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就某些指标而言，澳大利亚劳动力市场的确开始出现强劲增长的迹象。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是澳洲自金融危机以来就业增长最为强劲的一年，就业岗位数增长3.3%，即新增就业岗位40万个。其中，近3/4属于全职岗位。但是目前的失业率仍维持在5.6%的水平，高于此前很多经济学家有关涨薪压力所需的5%。

不充分就业率是导致就业增长和工资疲态“矛盾”的主要原因。

自本世纪以来，不充分就业率开始超过失业率。失业率是用于衡量失业群体的主要衡量指标；不充分就业率则反映出想要工作更长时间的就业人群情况。

不充分就业率持续上升，表明澳洲就业市场劳动力盈余情况较为严重，进而对工资上涨造成压力。

生产力水平也是影响涨薪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澳洲的工人是不是由于未能提高生产力水平而无法加薪呢？

整体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根据经济学家Saul Eslake提供的数据，目前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已经明显高于工资水平。

生产力水平和工资水平之间的失衡逐步引发了公众对现有经济增长的不满情绪。原因是人们觉得自己的努力工作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报酬。

在劳动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而工资未能相应上涨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肥猫”是否偷走了所有的奶酪？

在经济学中，有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力。 工人通过劳动获得工资收入，而资本拥有者则通过获得利润作为收入。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劳动力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超过60%，而目前的这一比例已经下滑至50%。我们看到，近期矿业资本的大幅上扬绝大部分均归属于企业利润，并且企业进行再投资的比例也相对很少。

如下表所示，尽管过去1-2年临时工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未有大幅变化，但是我们看到在此之前，临时工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出现明显上升。

针对临时工普遍待遇低、无保障的问题，工会代表呼吁政府提高最低工资保障、提高临时工待遇。

澳洲贫富差距向年轻群体扩散

文章开篇时，我们提到澳洲高管的年薪高达三千多万，而在平均工资只有8万左右的澳洲，这样的薪资水平可谓是天文数字，也体现出澳洲的贫富差距的问题日趋严重。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平均财富差距非常大，但为什么年轻人之间的差距也这么大呢？

报告称，35岁以下人群的财富不平等增长最为明显。也就是说，富裕阶层和非富裕阶层的年轻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据了解，35岁以下来自于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有更多的资金投向于股票、金融、商业地产以及投资房产，而非富裕家庭的年轻人连基本生活保障都很难达到，更没有条件去考虑这方面的投资。

一般来说，现金流的不同体现了穷人和富人的差别。穷人一般只有经营性现金流，即工资收入，而微薄的工资收入的去处全部都是生活的支出，这样周而复始。

而富人的现金流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日常支出，另一部分用于投资（购买可以产生投资性现金流的资产）。在这个过程中，富人通过控制自己的负债在一定的范围内来降低风险，做到资产增值的最大化。

另一方面，尽管很多年轻人的现金流看似很接近，但是有房者和无房者的财富值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报告警告说，25至34岁澳洲人的住房拥有率从1981年的61%下降到2011年的47%。在年轻群体的住房拥有率继续下降的情况下，年轻家庭的财富不平等可能会继续增加。

此前，瑞士信贷集团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出生于1980年至21世纪初的年轻人初入社会就面临金融危机，物价上涨唯独薪水不涨。就业难，买房更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别说财富累积，许多人必须依赖上一代的财富，也就是“父母银行”，才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魏睿昊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所面临的未来生存压力要明显高于他们的父母辈，未来遭遇的财富不平等状况将比前几代人更加严重。

近几年，随着澳洲首府城市房价快速上涨，使得“有房一族”财富得以快速增加，“无房一族”距离在大城市扎根的梦想却越来越远。仅仅依靠劳动收入、不进行规划性投资的平民阶层，财富水平只能和富裕阶层差距越拉越大。

其实无论在哪里，越有钱的人收入增长也越快，因为资本回报已经大于经济增长率。普通民众想要逆袭，除了“怨天尤人”，抱怨生不逢时，更应该去思考的应该是：如何才能把握住经济发展趋势？如何才能发挥自身优势？

除了长期规划之外，年轻人还应利用自身的优势，寻找更多父辈们没有的新机遇。

而对于我们移民到澳洲的年轻人来说，想要捅破职场天花板，提高个人财富值，绝对不是在体会到贫富差距后才觉醒。

想要过上理想的生活，是从我们作为职场人第一天开始，就要积累、坚持和谋划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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