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柏林（Dublin）的夏日，极为平常的一天，太阳掩藏在铅灰的乌云后，空气又沉又闷。

彼时，我是个保姆，少东家正在抱怨天气，闹别扭不肯去托儿所。我也心不在焉，早上在电子邮箱里收到姐姐写来的信，说是我们亲爱的祖父确诊患了癌症。那时，我还不知道祖父的病已到了晚期，只是感到身在异乡的我脆弱而又孤独。

我带着臭脾气的三岁毛孩去附近的托儿所，把孩子放下后，转身回家，心思都拢在自己身上。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格拉涅（Gráinne），她正慢慢悠悠从房子外挪向大门。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她连衣裙的印花——我最爱的向日葵，大朵大朵、鲜艳无比地散落其间。她还戴了顶小绿帽。等她踱到门前，我早已走远，待我到巷口转弯，她也转身回房子里去了。

第二天，再次见到格拉涅，是我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这次她穿了缀满樱桃的天蓝色连衣裙，又朝着大门走来。我驻足等她过来，好跟她打招呼。她走到门边，好奇地对我微笑。我也冲她笑了笑，说自己在往返托儿所的路上见过她。她问了我的名字，然后自报家门。还说自己一个人住，不过有个当执业律师的儿子，住得不远，定期来看她。然而她的语气略为惆怅，让我觉得她大抵和我一般孤独。

每天早上我的路线和格拉涅往返她家大门的时间刚好吻合，于是我们会在大门边聊两句。她倚着拐杖，我靠在门边。大概一周后，她请我去她家里喝杯茶。我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两人当即走向房子后头阳光明媚的厨房，台面上的挂钩擦得锃亮，挂在上面的铜盆闪闪发光，一束束干草药捆得犹如门上的花环。一大台AGA牌集成灶"宝相庄严"地矗立着，冰箱上的迷你收音机放着古典音乐。想来格拉涅应是爱尔兰电台（RTÉ）的铁粉，尤其是古典音乐节目，这让她不那么孤独，能欣赏到人世间所有的音乐和美好。

她很健谈，每次两人聊天，她都全神贯注、歪着头听我说话，着实可爱。她喜欢听我南腔北调的口音，虽然有的词她听不懂，我还得重复一下。她自己当然是地道的爱尔兰腔，语调甜蜜又轻快，让人觉得像一只小鸟。我这么一提，她哈哈大笑。

格拉涅跟我说自己87岁了，还很惊讶我只有26岁，她觉得自己26岁好像是上辈子的事。她告诉我，有大好的时光等着我，可千万别浪费一分一秒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希望我无论做事还是交友，都能开心。

她的一生都很有趣，和丈夫帕特里克（Patrick）走遍欧洲各地旅居，还有个律师儿子，有一次他回家看母亲时我碰巧也在。一个下雨的早晨，我俩一起翻阅她泛黄的照相册子，她说自己一度想再生几个孩子，不过不知怎的，没腾出空来。

格拉涅和丈夫显然一生都很相爱，婚后携手走过62年，直到小半年前，丈夫去世。有次提及帕特里克，她哭了，因为想在天堂与他重逢，又不知能否成真。她一生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甚至一直在脖子上挂着在教堂行坚信礼时获赠的银链子，上面坠了个红色小十字架。但她还是忍不住去想，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后来她老了，世界的现状让她越来越沮丧，搞不清到底有没有天堂。那时我已是宗教怀疑主义者，但我还是安慰她，保证他们能天堂重逢，因为我实在想不到别的结局。我的肯定令她安心且振奋。

我告诉格拉涅，自己的爱情终于21岁，未婚夫死于车祸，碾碎了我与他共度余生的希望，撞碎了我的心，再也拼不回去。我曾期盼像她和帕特里克那般，与爱人结婚生子、携手共老。

"还没做妻子，先成了寡妇。"我这么说。

她紧紧握住我的手，又把我拉过去，用力抱住。"会再有的，会有新的人，"她向我许诺，"你能给别人很多爱，会再来的。"

我说，希望她是对的。她说，那肯定的，自己就是知道。

我跟她谈起我祖父和祖父的病情，说前一天我跟祖父打了电话，当时他已做了前列腺的手术，在住院恢复。我们多么希望医生及时控制了癌细胞，当时却不知道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此后每天她都特地问起祖父，令我十分感激。

我发现自己把不足为外人道的事，也一一向她倾诉。我还告诉她，自己无论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甚至与自己的祖国印度也总是那么疏离。"一直以为自己是想在旅游中找到真我，现在看来，是为了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我如是说，她笑而不语。

某个早晨，我去拜访时，她正在做马苏里拉奶酪（水牛奶酪）。她以前住在意大利，向大师学过，还说自己做的马苏里拉是全爱尔兰最好的。

"你跟着我，"她说，"我把秘方都教给你。"

可以学会做自己的马苏里拉让我十分兴奋，以前我也在意大利待过，但因教育的缘故，莫名其妙没学成。没想到做起来这么容易，很快我们就做了一大块丝滑细腻的马苏里拉，她还非要我带回家。最后我收下了，不过想给她烤个蛋糕当谢礼。她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隔天我给她带了个柠檬蛋糕。

正当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浓，每天都盼着见面时，坏消息来了。姐姐来信，证实了我最深的忧虑——祖父的病情恶化了，没几个月好活。我开始考虑自己什么时候回家去看祖父。心头沉甸甸的，想到如今我们离得那么远，又有那么久没见他。

我告诉格拉涅，自己怕是很快就要回印度了。她保证会经常给我发邮件，因为她擅长上网，还挺热衷。"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呀？"她问。我没说话，抱了抱她。最后离开都柏林的这天，我去与她话别。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我们也没有点破，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面对面地聊天。

格拉涅："你在哪里能和人相处得好，哪里就是适合你的地方。"

回印度后没多久，祖父就去世了。葬礼后数日，我给格拉涅写邮件，告诉她我的世界彻底变了。

"世上就那么一个人，我坚信一定是爱我的，我失去了他。"我写道，"就那么一个人，让我不那么孤独，我也失去了。"

格拉涅回了一封充满同情的信："曾经你说旅行是为了找到自己适合的地方。如今我盼你能明白，不是你适应地方，而是去和人相处好。你在哪能和人相处得好，哪里就是适合你的地方。"

尽管我再也没能见到格拉涅，我们的友情却从未动摇，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或长或短、就事论事、趣闻多多。她的来信让我的生活步入正轨，我的信于她亦然。

祖父去世了两年零几个月后，我收到了厚厚一封黑边来信，来自格拉涅的儿子。信上说半个月前，她在睡梦中安详地走了。我一下子瘫在凳子上，颤抖着，悲伤至极。读到格拉涅希望我收下她戴了一辈子的项链，就是那条带红色十字架的银链子，我的泪水滴在了信纸上。"你是我母亲慷慨而忠诚的朋友，谢谢，"他写道，"她十分珍视你。"我从信封中抖出十字架，贴在胸前，潸然泪下。

这段交往历时多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美好的友谊之一。26岁的我独在异乡，87岁的她独居在家。至少有那么一段时光，我们一起给彼此的生活赋予了意义。

作者：阿瓦安蒂·瓦达拉杰

来源：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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