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疆和外蒙古,都有中国边疆地区常有的民族与宗教问题,但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A、简而言之,新疆是多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大部分维族主要集中在天山南的南疆,哈萨克族在北疆,此外还有塔吉克、乌兹别克、蒙古族等分布在新疆各个地域。这种多个少数民族共存的状态,其实是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 在新疆同一个少数民族内部,还有不同部落派系,比如都是维族,北疆哈密的回王就是一贯心向中央的、政治态度特别可靠(乾隆年间,清军征服南疆时,就是从哈密回王贵族中挑选人选,派遣到南疆维族地区,出任当地伯克长官)。
同理,新疆的蒙古族也分成新、旧土尔扈特、厄鲁特、和硕特、唐努乌梁海—图瓦等好几支。 这种状态,就确保新疆没有哪个少数民族能一枝独大。 类似的,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也一样,既有伊斯兰教、也有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内部又分好几支教派。
B、但是外蒙古完全不同 外蒙古的蒙古族,90%以上是漠北喀尔喀。喀尔喀四部为左翼车臣汗、土谢图汗,右翼塞音诺颜、札萨克图汗。这就是清代的“漠北蒙古四部”,他们又占据了当时外蒙古接近80%的领土地域。
而且,蒙古族无论漠南、漠北和漠西的各个部族,还是如今依然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的卡尔梅克人,他们都信奉藏传佛教(黄教),这又导致黄教在外蒙古占据绝对优势的宗教影响力。 藏传佛教有四大活佛,分别为藏区达赖、班禅,内蒙章嘉呼图克图、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藏传佛教的特征又是政教统一,宗教干预政治是常事。高度单一的民族结构+高度统一的宗教信仰,就使外蒙古象西藏一样,野蛮、封闭、内部极端抱团,外界很难插手。
二、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外蒙古的军事政治势力有天壤之别。 要想强化在边疆地区的统治,一个好的办法,就是驻军。驻军能对地方势力和外国势力形成最有效的政治威慑。 众所周知,清朝把外蒙古、新疆归入版图,主要是源于康熙时代的开始、到乾隆中期结束,前后持续70余年之久的清准战争。
还是在关外的皇太极时期,清朝已经基本控制了漠南蒙古,废掉了察哈尔汗账,由清朝皇帝出任全蒙古大汗(清朝皇帝有双元身份,一是“清朝皇帝”,二是“蒙古大汗”)。漠北三部选择向清朝称臣入贡(当时还没有赛音诺颜部),名义上承认清帝的大汗地位,建立起松散的宗藩羁縻关系。
康熙年间,准噶尔贵族噶尔丹东侵喀尔喀,把漠北三部打的大败。后者与第二世哲布尊丹巴狼狈逃窜到内蒙古,请求清军救援。 这既是北疆危机,也给清朝直接控制漠北蒙古提供了好机会。通过乌兰布通和北征昭莫多等几场大战,清军击败噶尔丹,同时也控制了漠北三部贵族。清朝自然也要趁机对漠北喀尔喀贵族和喇嘛集团加以限制:不许哲布尊丹巴再干预政务;派遣驻库伦办事大臣,对哲佛和贵族加以监控;从势力最强的左翼土谢图汗中划出赛音诺颜部,归入右翼,将漠北三部变成四部;从漠北四部的幼年贵族子弟中挑选人选,送到北京“内廷教养”,从小对他们加以亲满、汉化教育,成年后再与爱新觉罗皇族女子婚配…… 总之,为了分化、控制漠北喀尔喀,清朝采取了很多手段,总体而言,收效还算不错。
北路清军中有满洲八旗、包衣汉军、绿营,从内蒙古各地调集的内蒙各盟旗蒙古兵,也有从外蒙喀尔喀各部中征调的“苏木(相当于满洲八旗中的“牛鲁”,即箭丁)”。这支清军除了要与准噶尔对峙、交战外,肯定也要对外蒙当地喀尔喀贵族形成威慑。 但是,在乾隆24~25年,清军彻底击败准噶尔,将新疆收入版图后,清廷认为没必要再在外蒙古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再加上外蒙古荒僻偏远,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军备物资都要从内地调运,耗资巨大,对财政是极大的负担。
因此,在清准战争结束后,清朝裁撤掉北路清军。此举导致从乾隆朝中期开始,清朝在外蒙古严重缺少中央直属派驻的军事力量。库伦办事大臣手下只有几百人,乌里雅苏台将军手下也不过千余人。 仅仅1~2千人的兵力,却要威慑、守护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地(当时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这些驻军毫无意义。 相反,清军击败准噶尔后,却在新疆维持了一支还算可观的军事力量,即便经历过同治时期的阿古帕、白彦虎之祸,但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后,又成功地重建了在当地的军事力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外蒙古王公贵族在俄国的撺掇下,宣布“独立”,此时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身边,仅有百余人的满汉亲随兵丁,仅能起到仪仗队和扈从的作用。
三、新疆与外蒙古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移民条件不同。 通过移民“实边”,鼓励内地汉族人口迁居边疆,不仅能缓解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可以改变边疆地区的民族比例,强化中央政府在当地的统治。
清朝很早就想到了这个办法。新疆地域广袤,同时有多种气候环境类型,沙漠、牧场、原始森林,高原,什么地形什么植被都有,新疆不仅有适合游牧民族的草原,还有大片适合农耕的地域,尤其是伊犁河谷,气候极佳。南北疆还有大片的棉田,种植棉花,直到现在都是新疆农业、尤其是建设兵团农业经济结构的重点大项目。新疆的土地与气候适合农业开发,这就给汉族移民在当地从事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质条件,有利于内地农业人口向新疆迁移。
但是外蒙古又一次完全不同,外蒙古境内主要是大戈壁、大草原和原始森林。夏季特别短暂,同时土壤偏沙化,缺少腐殖质,特别不利于农作物生长。从清朝康熙时,清军就在当地尝试屯田,但基本失败。知道十九世纪中晚期,土豆这种耐寒、速生、适合沙质土质的作物逐渐普及之后,在外蒙古的清军绿兵才在当地试种成功,且产量有限。 这个特点,就决定了很难向外蒙古迁移农业人口。
四、影响新疆与外蒙古的外部政治势力不同。 十九世纪中后期,在新疆,至少有清政府、印度的英国殖民政府、沙俄势力这三股政治势力,另外还可以算上一个土耳其。 四股势力互相较量,虽然看起很复杂,但势力越多,分化越明显,没有哪一家能当主角,互相之间必须妥协。从而导致英、俄两个帝国主义,都不能独吞新疆。 但是外蒙古, 又双叒叕不同了。
外蒙古是个封闭的内陆地域,他基本就是清朝和俄国两家对抗,俄国又是出了名的贪得无厌的北极熊。导致在晚清,俄国势力在外蒙古取得一强独大的效果。外蒙古宣布“独立”,煽风点火的唯一外国势力,就是俄国。 注:1911年底,外蒙古王公喇嘛集团宣布“独立”后,除俄国外,世界各国均不予承认。外蒙古“政府代总理兼外务部大臣”、塞音诺颜部末代部长杭达多尔济提出,既然“我国”已经独立,应该邀请世界各国向“我国”派遣外交公使团,在库伦设立大使馆。遭到俄国拒绝,俄国明确表示,外蒙古虽然“独立”,但不过是俄国势力下的“受保护国”。杭达多尔济因坚持主张,不久后被俄国毒杀。1914年,一战爆发,俄国陷入战争泥潭,无力支配外蒙古。
1915年,在没有通知“外蒙古政府”的前提下,俄国与中国北洋袁世凯政府展开谈判并达成协议,北洋政府保证俄国在外蒙各种经济特权,俄国保证外蒙古撤回“独立”,承认中国为外蒙古的“名义宗主国”。 在过去的十年间,为了研究清代蒙古历史和藏传佛教这一领域,我把内外蒙古、卡尔梅克蒙古等都走访过了,甚至还得到大量清代蒙藏宗教关系的资料。
这样吧,在全文最后,我也说说我本人对今天外蒙古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本着务实的态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再强调要求外蒙古回归中国的领土主权要求了。 因为今天的外蒙古,依然是个封闭的内陆国,他被中、俄两国包围,第三方势力没法插手。 中、俄两国的脸色态度,决定了他的国运。只要中国国力不过分软弱,对俄国有政治、经济优势和必要的武力后盾,中国在对外蒙古问题上,就能随时掌握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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