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周，澳洲一些最高级别的政策制定者强调了关注不平等趋势对未来繁荣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经济进步的成果是否被公平分配。

我们最资深的官员马丁•帕金森（Martin Parkinson）在澳洲-英国领导人论坛的演讲中指出，民众不满的根源在于“一些西方民主国家未能承认并作出规划应对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和迅速发展的科技变革对不同群体和地区的影响”。

帕金森氏说：“我们需要确保水涨众船高，巩固我们的社会凝聚力，而不是煽动不平等和分裂。”

生产力委员会副主席卡伦·切斯特（Karen Chester）也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讲，探讨科技颠覆以及制定正确的教育政策以避免劳动力贫富分化的重要性。

对不平等感到担忧的人未必是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不平等感到担忧，不一定是出于对他人成功的嫉妒，也不一定是出于对成功人士的执着追求。

我们也可以是出于对维护一个真正自由的经济和社会的关切而合理地表达担忧，我们希望，所有公民都可以合理地渴望在社会领域之间流动，改变他们的生活，不是身处一个如一潭死水的社会，而是一个以新鲜而强有力的流动为特征的社会。这还意味着，要确保社会稀缺的资源不会被一小撮既得利益者所攫取。

关注不平等更应该是确保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但后者可以作为一个重要信号，表明我们是否正在实现前者。

那么，我们该如何追踪？最近一篇题为《澳洲家庭经济不平等》的论文发表在6月版《经济记录》（Economic Record）上，提供了最新的研究进展。论文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格雷格•卡普兰（Greg Kaplan）和两名澳储行经济学家吉安尼•拉卡瓦（Gianni La Cava）和塔利•斯通（Tahlee Stone）。

他们首先指出，目前有许多衡量“经济不平等”的措施，并将其分为三类：收入不平等、财富不平等和消费不平等。

第一个指标——收入不平等或许最容易理解。社会上层人士的收入与底层人士相比如何？他们的差距扩大了吗？衡量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可以包括劳动（工资、奖金等）和资本（房地产和退休金等资产的回报）所得。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政府税收和转移对可支配收入的影响。有趣的是，相比总收入，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性上升的情况显得更为显著，“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不断加剧”。

1993/94年，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家庭可支配收入总额的22.3%。到2009/10年，这一比例升至24.8%。

但收入不平等并不能说明一切。个人之间的财富分配也很重要。实际上，数据显示，财富的分配甚至比收入的分配更不均衡——按某些测量标准来看，不均衡程度是收入的两倍。而且这种不平等性仍在上升。在2003/04年，收入最高的10%家庭拥有59%的家庭财富，而在10年后，这一比例为62%。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本世纪初出现了房市繁荣，但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富裕家庭持有越来越多退休基金。

第三种衡量经济不平等的方法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实际生活水平的不平等：消费不平等或家庭支出不平等。

没错，消费不平等也在加剧。在1993/94年，前10%的消费人群占家庭支出的22.5%，到2009/10年占了24%。

因此，这三项指标的不平等程度都加剧了。

澳洲社会阶层的停滞程度有多严重？论文最后指出，社会上层和底层10%的人的身份流动相对来说比较迟钝。从一年到第二年，70%的家庭仍处在他们的阶层。10年后，仍有60%的人留在原阶层。

每一个在澳洲出生的婴儿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所有的澳人都应该受益于每一个新孩子带给世界的独特技能，这些技能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关注不平等的真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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