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晴Tony

Leo的好友，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生

一周前的哈佛毕业典礼上，凌晨五点就起床排队的我，到上午十点多已略有疲惫。这时，一位毕业学生代表的致辞，让我瞬间清醒。

发言人是法学院2018届JD毕业生Pete Davis，恰巧是我同班同学。

“大家想必都有这种经历。深夜坐在电视前，一个个频道切换，却不愿锁定一个节目，总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不知不觉夜已深，而你仍然没有选好今晚要看的节目。你最终放弃了，关上电视，上床睡觉去了。”

“这几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我们称之为‘留有做选择的余地’ （To keep our options open）。”

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如Pete所说，我们都如身处一条长廊，长廊两侧无数扇门代表无数个生活和事业的选项。

得益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我们都有了更多的机会去打开这一扇扇门，一探究竟。这本应是件好事，使我们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可以勇敢去闯而不必担心退路。

然而，长廊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习惯性地浅尝辄止，打开一扇门后，稍有不快便抽身而出，走向另一扇门；离开的一刹那又不愿放开把手，怕下一扇门后有更多艰难。

越来越少的人会愿意选择打开一扇门后，把自己锁在里面，潜心钻研自己所选。长廊中诱惑太多，每个人都怀疑是不是另一扇门后面风景更好，道路更平坦。当跳槽成为职场家常便饭，当面对挑战的第一反应不再是“锲而不舍”而是“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们是不是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误解和背离了“多元化选择”的真正意义？

我不由得想起三年前，法学院开学时，一位教授曾说，“哈佛的法律学位可以让你做许多事 （You can do a lot of things with a Harvard Law degree）。” 

的确，许多行业翘楚，都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包括美国最高法院的6位大法官（共9位）、高盛的CEO 劳尔德·贝兰克梵、前任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佐利克、马英九、奥巴马等等。

然而，有人可能误会了教授这句话的含义，包括我也曾一度如此。

“可以让你做许多事”不等于“在选项中徘徊”。

前者，也是教授的本意，应是鼓励学生不为自己设限，放手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而后者这种解读，却本末倒置，会使人在过多的选择中迷失方向。

于是，在法学院常会听到下面这些职业建议：

“做律师要谨慎，因为你会逐渐被迫专注于一个特定领域，最终你就被限制在那里了。你未来的职业选项就会越来越少。”

“做诉讼律师不好，因为你跳槽也只能做与争议解决有关的事，道路太窄。”

“做交易律师也不好，因为你跟投行的人同样加班，不一定有投行赚钱多。”

“做投行也不好，天天加班累成狗，还要伺候客户，不如去做PE。”

“做PE也不理想，也要没日没夜做模型，收入也高不了多少，听说VC的人天天朝九晚五。”

“做VC赚钱也太慢，你看人家XX创业公司创始人，公司卖掉，一下子赚了XX亿。”

“创业太艰辛，还是做学术好，教授每年有寒暑假，还能兼职做律师赚外快。”

这不正是开篇Pete所描述的场景。只不过，一个个电视频道，换成了一条条职业道路。

当选择变得容易，我们则变得贪婪。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想得到更好的。与此同时，每个人又害怕失去，怕失去旧的，也怕失去机会尝试新的。

于是，好的职业选择就被定义为：钱多、活少、且不影响未来换工作的灵活性。我们把理想设想得太美好。

然而，自以为很聪明的我们却忽略了一点。时代虽然赋予了我们更多选择的自由，却没有更改成功的公式。

在这条长廊的任何一扇门后，任何一条职业道路上，最终做到极致的，仍然是那些专注的人。他们认定了自己所选，就将自己锁在门内，不再理会门外的熙攘。

在一番选择和徘徊后，有人将最终的平庸归结为当初选择的失误或才智不如人。其实恰恰相反，却可能是由于当初面对选择时太聪明。

几年前，我也做过不聪明的决定。在外交部工作几年后，我在联合国常驻期间发现了自己对法律的兴趣，决定申请法学院。然而，我意识到，难以在兼顾繁重工作的同时考到满意的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成绩。于是我选择了辞职备考。

周围的朋友们纷纷不解：这不仅是对原本体面工作和荣誉的放弃，更是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将自己推向绝境；为何不边工作边备考和申请，录取后再辞职。

可我想到，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既做不好工作，拖累同事，同时也申请不到理想的学校。于是，我选择关上了门，没有给自己留后路。

如Pete所说，英文中“专注”（dedicate）一词有两层含义：

一是花时间与精力，二是致力于可敬的事业。

这不仅仅是巧合。当我们为一件事持续投入时间和精力，这本身就是可敬的行为。在专注的人身上，也往往不难发现对其事业的兴趣和尊重。

愿我们都可以勇敢选择，落棋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