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政府的赤字日益沉重，那么问题是出在收入上还是支出上？

两者兼有。澳洲政府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例如公司税），然而自矿业热潮衰退后这部分收入就开始缩水，在铁矿石价格接连下滑后，更是雪上加霜。在收入缩水的同时，政府在医疗、教育、福利和国防上的支出却在增加。

澳洲经济的不确定性更甚之前，本地存在失业率走高的问题，同时对外受到中国和欧洲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家Saul Eslake称：“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人们期望政府花在他们身上的和人们愿意支付的税收在长期不匹配。”

上涨到15%的GST可以增加多少收入？

KPMG通过经济模型预测GST从10%上涨到15%后，这部分收入可以每年增加200亿澳元。但是实际能增加的收入还取决于政府是否发放相关补贴。根据新南威尔士政府首相Mike Baird在上周提出的模型，不包含食品和交易的提税方案可以帮助政府到2020年增加360亿澳元的收入。

低收入者的相关补贴方案？

有人提议增收GST应该伴随着摒弃一系列效率低下的税制，如减少个人收入税和提供补贴等。

Baird先生称如果GST上调至15%，收入低于10万澳元的家庭可以获得全额补助，而收入在10万至15.5万澳元的家庭可以拿到50%的补助——这种方式可以增加180亿澳元的政府收入。然而，即便按照这种方式，澳洲政府可能还是缺少数十亿的收入来支付不断扩张的全国医疗成本。

按国际标准，15%的GST是怎样的水平？

自2000年引进消费税制度后，10%的税率一直维持至今——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OECD的GST平均税率为19.5%，因此有言论称提税将让澳洲接近其他发达国家的水平。

新西兰政府在2010年将GST从12.5%上调至15%。

北欧诸国（包括丹麦、匈牙利、挪威、冰岛、芬兰和瑞典）目前是世界上GST税率最高的地区，可以达到25%的水平。

新州提出的GST增收提案有可能延展到其他州吗？

联邦政府的税收白皮书中有提及正在审查将提高GST作为全国税务改革一部分的可能性。财政部长Joe Hockey称GST的任何改变都需要州政府的支持，因为他们才是受益人。

就在新州首相Baird先生提出增收GST后，其他州的首相都称不会支持本州甚至全国范围的提税。

代替GST，昆士兰州和维多利亚州政府希望可以提高2%的公共医疗税（Medicare Levy）——该税率在去年已经从1.5%上调至2%，以用来支付全国残疾保险计划。提高2%意味着公共医疗税率将达到4%，这将导致居民最高边际税率上涨到51%。

Abbott政府似乎正在积极推进减少医疗和教育支出的讨论，事实是这样吗？

由于人口扩张，公共医疗和教育的需求都在不断增长，因此各个州面临长期资金短缺的困境。去年联邦政府的预算从长期资金中抽取了800亿澳元，使得州政府缺少满足这方面服务的资金。最近各州首脑的撤资言论旨在讨论未来的可行方案。

是否有更能让人接受的提税方式？

提高GST可能符合经济效益但是目前并不符合政治意义，这也是为什么Abbott政府的税务改革还没有能被议会通过。

GST提案的症结在于其属于激进税务——收入越低，消费税占收入的比例就越高。这意味着任何提税方案都应该伴随着相关补助，或减少其他个人税务——但这样以来，政府税收收入还是不能显著提高。

社会商业和社区等其他团体在这场税收论战中表示政府应该从税务体制的整体出发，而非是针对特定科目。比起增加GST，政府还可以考虑减少养老公积金退税减免和物业负抵税——这两项税务优惠的收益群体被认为主要是高收入家庭。然而，目前财政部长Hockey和Abbott总理都没有考虑上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