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作为《旅游》杂志的特约记者在贵州咸宁地区采访，山高路险，沿羊肠小路拄杖而行，在路边遇到一位低头读书的女孩，便好奇的询问读的什么书，女孩羞涩不语，将书本合起来递给我，居然是一本《圣经》。这是苗族聚集地的大山腹地，边远贫困，失学率居高不下，之所以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读《圣经》，是因为这儿距贵州曾经的文化圣地石门坎已经不远。

石门坎所在的贵州威宁地区本是边远洪荒之地，生态恶劣，沟壑纵横，落后闭塞，且自古瘴疠横行，百姓贫病交加，生活极其贫困。二十世纪初，该地住着三百余户人家，分散成数十个村寨。居民主要是大花苗，是苗族最为悲惨的一支，基本为当地彝族土司的佃户或农奴。

近年多有学者前往考察，结论是“百分之九十的石门坎人是黑牙齿（氟中毒），老年人普遍都患有关节病（氟中毒）；大部分农户依然是住在人畜混居的茅草屋，烤土豆和玉米面是村民的主食；女孩子入学率不到男孩子的三分之一......人均存款不到22元”。

但是，翻开100年前石门坎的老照片，你会发现这片土地上不可思议的繁荣与兴旺：一片欧式的建筑群是村民们的公共场所，大型运动场与游泳池曾容纳全国上百个运动队前来参赛。贵州大军阀扬森曾专程率领他号称天下无敌的足球队前来与石门坎足球队比赛，石门坎队获胜。

游泳池、足球场、学校、医院，你要清楚，那可是出现在清末民初动荡岁月的深山苗寨，谁能不肃然起敬！

九十年前，如果你从国外寄信到石门坎，写上"中国石门坎"，邮差就能将你的信件准确送达。石门坎如此出名，是因为上帝曾亲吻过这片荒芜的土地，基督的光芒曾照耀过这片土地。一个叫博格理（S. Pollard）的英国牧师1904年带着福音走进了石门坎，开创了它几十年繁花似锦的时光。

1887年，22岁的英籍基督教传教士博格里（S.Pollard，1864～1915年），受基督教“西差会”派遣来到中国，成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牧师。博格理聪颖机智，富于献身精神和英雄气质。他身兼牧师、教师和医师多重职责。

博格理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他和气谦恭，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博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人们称他为“拉蒙”（苗王）。却因此遭到当地土司的嫉妒仇视，多次派人暗杀殴打，博格理因此身体致残，仅幸免一死。

博格理着力改变苗民的生活方式，比如对苗族的手式纺麻机进行改造，提高效率50倍以上。成功的引进了玉米、土豆、棉花、小麦、青稞和良种猪，使石门坎由穷变富。

博格理等人带领当地苗民用铁钎开辟了通往昭通、毕节等地的通道，石门坎从此有了马帮的铃声。

1905年创建起教堂和学校，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老苗文），教苗人讲汉语，学英语，学算术。学生们不但享受免费教育，贫困的学生还可以得到赈济。

博格理传教到哪里学校就建到那里，1905--1949年的45年间，博格理和他的继任者王树德、高志华等10人（均为西方传教士），在苗族地区总共建了54所学校，川黔滇的苗族子女都到石门坎读书，石门坎成了最大的教育基地，培养出了三位博士、一位硕士和几十位本科生，石门坎还建立了光华女子学校，在那个年代这是个绝对超前的事情。石门坎培养出来的人才，都谢绝当官发财的诱惑，坚定的回到家乡，或教书或行医或是从事科技事业，追寻着博格理的足迹。众多学子义无返顾的返回家乡，再由石门坎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云贵川地区，使贫穷的石门坎得以成为苗族的文化绿洲。

在发展教育、文化、技术、经济的同时，博格理和高志华等人十分重视发展体育，在学校里开设了文艺体育课，开展多项运动，如足球、篮球、乒乓球、排球、游泳、爬山、拔河、田径、骑马、舞蹈、歌舞等等。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全民运动会、歌舞会，进行数十个项目的比赛。

1932年，石门坎召开第二十一届运动会，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前来参加。当时国民党政府威宁县长雷新民亲临现场，惊叹不已。1934年第二十三届运动会，有2万多民众从四面八方前来观看。

博格理等人筹资买了一平方公里土地建立了麻风病院，收护了湖南、贵州、四川、云南的100多名麻风病人及其家属。

博格理建立了石门坎孤儿院，高峰时期收养130个孤儿。

1915年，可怕的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地区，当时学校许多学生染病，博格理在护理学生和村民时不幸染病，他拒绝服药，将药品留给其他患者。他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1915年7月5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己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9月16日，预知大限到来，但他再也无力睁开双眼，平静和微笑是他留给石门坎人的最后礼物。他魂归天堂的那一天，云雾笼罩，寒气逼人，山野变色。苗族同胞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博格礼送行，苗族的首领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因为我们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亲”。

坟茔位于石门坎的一座小山坡上，周围是橡树丛，还有杜鹃花和映山红，在那里博格礼可以看到石门坎的全景。16个壮汉抬着他的棺椁前行，人们想要为他唱一首赞美诗，但极度的悲伤，早己让大家泣不成声，哭声高过山峦，泪珠化作倾盆。不少人在这座坟前彻夜守候，很多苗民发誓在百年之后伴随在他的身边，他们说，在博格里身边，他们的灵魂才不会感到孤独。

1938年，博格理的第二任追随者高志华先生（英籍牧师），从英国筹款返回石门坎的途中，为保护学生和财物不幸被土匪杀害（四名学生中一人遇害）。石门坎人得知高先生遇害，举乡悲痛。石门坎派出数路人马四处寻找高先生的遗体，沿途数万人恭迎高志华先生魂归石门坎。

直到今天，石门坎人依然没有忘记博格理、高志华、费利波（澳大利亚慈善家），每到清明，十里八乡的人们不约而同的来到他们的墓前，一把野花、一吊白纸、一柱清香、一捧泥土，寄托无限的怀念与哀思，他们是石门坎扶贫与发展的真正代表。

1948年的大地震和10年文革的浩劫使石门坎美丽的欧式建筑群几乎荡然无存，只剩下了高志华先生没有住过的一栋别墅，这栋别墅是今天石门坎最豪华的建筑（石门坎乡乡政府办公楼）。再也不见当年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的身影，昔日足球之乡的孩子们已经不知道足球的模样，惟有那倒塌的游泳池还依稀见证当年孩子们溅起的水花。曾经的文明已经化为碎片，但依然在逝去的文化烟云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石门坎的故事让我们唏嘘和沉思，但这里毕竟是上帝亲吻过的地方，它吸引着人们来到这乌蒙大山深处寻觅和凭吊，倾听仍回响在山谷那绵绵不绝的福音，眺望博爱与信仰渐行渐远的背影。

供稿：高墨（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