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史鹤凌】《澳中自由贸易协定》幕后英雄,澳洲网微信公众号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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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传媒记者杰若

001年，美国经济学家协会主办的《经济展望期刊》杂志按照经济学家的文章被引用率和研究的影响力为标准，评选出1988-2000年澳大利亚最具影响力的25位经济学家。其中，来自莫纳什大学经济系的史鹤凌教授赫然在榜。

最近，本报记者采访到了史鹤凌教授，请他为我们讲述从一个中国留学生成长为《澳中自由贸易协定》推动者的心历路程，以及《澳中自由贸易协定》背后的故事。

挥别中国，邂逅澳洲

1988年3月5号，来自中国上海的史鹤凌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公派到墨尔本大学读经济学，第一次踏上澳洲土地。英语能力极强的他仅用两周的时间就克服了澳式英语的听力障碍，并在硕士课程的第一年，六门功课考了全系第一名。

复旦毕业，社科院背景，这些光环没有把史鹤凌留在当时经济学研究还不太发达的中国。他告诉记者，当时中国主流学术界教的是马克思理论相关的计划经济学，只有一批年轻老师教“西方经济学”，其中就包括现在主流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

史鹤凌在复旦读书时选择了西方经济学，正是这样一个选择，将他引向了自己的伯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周方教授。

“当时导师告诉我，如果你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就一定不要留在中国，经过他（周方教授）的介绍，就来到了彼得迪克森教授（Peter Dixson）这里，在他手下当了一名硕士生。”

史教授告诉记者。迪克森教授当时是墨大应用经济和社会研究所主任，牵头的研究项目正是后来被史鹤凌在《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中发扬光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ling）。

史教授硕士毕业后被澳洲著名的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杨小凯收入门下，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

和杨小凯的那段师生情，开始的颇有传奇色彩：史教授曾在和澳洲著名作家王晓雨先生的一段访谈中回忆过和杨小凯的邂逅。

他说1989年1月一天，杨小凯找到自己，非常认真地问，“我有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我现在想试图说服你，如果我说服了你，你能否同意当我的博士生？”史鹤凌回答：“十五分钟内，你能说服我，我就跟你。”杨小凯随即在教室黑板上图解了他著名的“专业化分工理论”，当时还很年轻的史鹤凌一拍即合：“你的理论很吸引人，我跟你做吧！”

不做澳洲“郎咸平”

在莫纳什大学教授MBA有将近20年，史鹤凌教授的《管理经济学》和另一位教授的《战略经济学》一直都轮流成为最受MBA学生欢迎的经济学课程。同样是华人经济学大师和受欢迎的大学老师，同样在西方社会发迹，史鹤凌曾被比作是澳洲的郎咸平，但他自己却不同意这样的比较方式。

“郎咸平初期的作品我是非常欣赏的，他把复杂的经济学用生动的方法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很多解释越来越脱离科学的轨道。我跟他最大的差别是不管是初期还是现在，我一直没有偏离科学的轨道。虽然听起来没有郎咸平那么生动，但是我个人认为更加符合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解释。”

谈到创业，史教授承认反而是学生把他带到了这条路上。“我教的课是MBA，我的学生读完MBA都去创业了。他们给我的反馈是‘你在课上教的内容很有意思非常有用，你为什么不自己做一下呢？’这是激发我去创业的主要动机。”

现在，身为澳大利亚国家展览交易中心的创始人，史鹤凌把澳大利亚国家馆网上商城（E-Commerce）和澳大利亚国家馆连锁实体店（DSS）设立到了以中国上海为总部的中国各地。使中国消费者从2014年起，就有机会直接购得来自澳大利亚的优质商品。

中国社保体系的功臣

在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当中，中国国务院的“西部大开发”规划在亚洲开发银行招标。史鹤凌带领莫纳什大学前去投标，一击即中。此后，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2007年，整整七年的时间，他作为咨询团队的主管人，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服务，参与中国国务院和发改委的各项发展计划。

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中国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也有史鹤凌的一份大功勋。史教授说，他为了帮助中国建立适当而不过分的社保机制，花费了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精力花在了帮助中国劳动保障部官员改变“社保等于国家补贴低保”这一固有观念上。在澳大利亚，社保的三大支柱分别是国家财政拨款，雇主提供退休金和个人存款，三个系统相互补充。为了帮助中国官员摆脱固有思维模式，史教授邀请他们来澳洲考察，还给他们开座谈会，生是把这批生长在中国的精英官员思考方式和西方接了轨。

然而，了解中国国情的史鹤凌并没有照搬澳洲模式：“社保是一把两刃剑，我个人觉得西方国家社保已经走得过头了，每个国家都养了一帮懒人。”他表示，当时负责社保项目时，他就提出：中国的社保系统不可照搬西方，如果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建设像澳大利亚这样优厚的社保，那经济就不可能发展了。为了具体说明当时建言的适用性，史教授举例最近发生的希腊债务危机：“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希腊的经济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但是社保，特别是公务员的社保体系是远远走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前面，使得整个希腊的经济不堪重负。”

为了不让中国走向相似的命运，史鹤凌当时建立中国社保体系时对于过度社保坚决说不：“如果过度帮助穷人，他们就会变成懒人，那他们就永远都是穷人了。”看到中国现在的社保体制渐渐完善，史教授感到欣慰和高兴。“我个人是非常高兴的，当时设立的一些原则都在执行当中。”

《澳中自由贸易协定》内幕披露

2005-2007年澳大利亚国际开发署的中澳公共治理项目（China-Australia Governance Program）中，有一块咨询内容是由史鹤凌教授带队帮助两国政府评估中澳如果签订自贸协定，对于两国各个产业的冲击。史鹤凌作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的应用专家，在2005年7月谈判伊始就作为第三方为中澳两国提供了非常关键的数据和技术支持。

史教授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这个计算模型，以牛奶产业为例：自贸协定签订后两国互相减免关税，那么在澳大利亚一升鲜牛奶超市售价以1澳元记，协定前到达中国后售价由于受到关税影响是9澳元左右；协定后降到5澳元。那么中国市场对于澳洲鲜奶的需求增长就可以由CGE模型算出来。“如果一升鲜奶从9澳元降到5澳元，根据模拟的数据，中国的需求就上升40%。”

史鹤凌继续解释，如果中国市场对澳洲牛奶需求上涨，那么对中国本土牛奶的需求就会下降，那么就可能冲击本地产业。至于冲击造成的损失有多少？国家是否应该补贴产业？补贴多少？增减税收多少？这些问题的答案均可以通过CGE模型的数据计算而预测出来，从而提供政策参考。反之于澳大利亚，CGE模型也可以预测到中国便宜的计算机和通讯零件等产品免税入澳后对于本土产业的冲击力。“这个（数据）报告如果放在谈判桌上，这个谈判就不是有没有，而是增加多少减少多少的谈判，这个谈判就变得非常非常务实，非常非常实际了。”

由于在2005年到2015年十年间中澳两国的经济都在发展，经济数据一直在变动，这样的瞬息万变使得即使有CGE，谈判也始终没有一锤定音。直到“新西兰元素”的出现。史教授向记者透露，10年谈判旷日持久，2015年澳洲国会通过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和新西兰签了自贸协定。如果澳洲不签，将在和中国的贸易中，相较于新西兰处于不利地位。

谈到2014年到2015年初，中澳双方为了促成条约而做出的妥协，史鹤凌给记者大爆内幕：“中新自贸协定签署后，澳洲的出口贸易商不断地给联邦政府压力，希望尽快通过自贸协定。”为了尽快签署，澳洲最终和中国各退一步。”

史教授进一步解释说，澳洲方面放开了中国劳工进入澳洲的限制。也就是说以前澳洲需要会计或者泥水匠，那么中国的会计和泥水匠可以技术移民或者工作签证进入澳洲工作。其他行业的劳工则不可以，联邦政府定这样的政策是怕中国劳工冲击澳洲本地就业市场。

而现在，只要中国人向澳洲投资，就可以带一部分劳工进入澳洲工作，保护澳洲劳工的行业限制向中国去除。中国方面投桃报李，放开了第一第二轮谈判里握得很紧的服务业，允许澳大利亚包括法律，医疗，金融等服务业在中国设立独资企业。从此，这些领域的澳资入华将不再需要通过和中国本土企业合资经营。

史鹤凌教授最后表示，《中澳自贸协定》的主要获益者是两国消费者。但从国家层面看，这项协定也让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紧密相连：“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两个国家进一步进行分工，（比如）澳洲管生产农产品，中国管生产制造品。两国在经济上如果达到更紧密的分工的话，必然会在政治上的合作产生很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