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回国以后的一天晚上，我坐在写字台前，和一位素未谋面的高中生打网络电话。现在刚上高三的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美国大学的申请，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希望“和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聊一聊”。

听着他一连串的问题，我张了张口，却不知从何说起，和七年之前，我坐在这张写字台前，在台灯下瞪着手中的美国高中申请表时几乎同样不知所措。那时我 在离家只有几站地远的一所北京高中读高二，每天朝七晚五，除了在准备美国高中的申请，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而那张从美国马萨诸塞州寄来的私立高中申请表上 的问题，听上去和学校本身一样遥远：“你接受过对你最有帮助的建议是什么？它在你生活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请写一篇散文描述一下自己”。之后，似乎 为了给像我一样一头雾水的申请人一些启发，题目继续循循善诱：“写些什么比写多长更重要。记住，我们希望把你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来了解。”

对于当时忙着做练习册解几何题背政治书做简答题的我，思考这些问题如同一脚踩进了棉花堆，在没有标准答案的地界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得忐忑不安：这 个词是不是用得不准确？那句话会给招生官留下怎样的印象？我在散文里应该怎样描述自己——是活跃在学校课余活动的积极分子，还是埋头于课堂书桌前勤勉的学 生？哪一种更对美国高中的“口味”？

在中国，就算实施素质教育也有教学大纲，开放式作文也有个半命题吧？

如果那时我的迷惑源于这些美国高中申请问题的陌生和含糊，此时的我却由于电话那端传来问题的熟悉和直接而沉默，如同站在一条长长隧道的尽头，听到七年前我自己脑海中一个个问题的回声：“这所大学什么专业最好？”“申请里的‘个人陈述’应该怎么写，应该突出哪些品质特点？”“面试官是什么样的风格？有哪些应该注意的？”

在日趋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圈里，国外知名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然成为众相追逐的奖杯和成功的象征。“留 学”的本质和目的似乎已经被遗忘。西方的学府希望将申请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衡量，而中国的父母和学生是否给了自己这样的机会？

在2005年我即将前往美国高中读书前，我身边的许多朋友和家长对我的选择感到惊讶。“还可以申请去美国高中？没听说过。”同学睁大了眼睛。“她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能行吗？”一位一直关心我的好朋友母亲眼泪汪汪地问她的女儿。

之后的几年中，在我身处美国新英格兰郊区安静的校园时，大洋彼岸的留学圈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的暴增甚至成为美国媒体争相报道的话题。我的高中母校所接收的中国申请已经从我申请那年的18份变成了今年的近400份。

太多的新词汇需要理解，太多的新概念需要消化。没背过TOEFL词汇？你火星了；掌握了SAT的核心词汇？记得还要熟悉SSAT的考试结构；摸清了如何翻译成绩单，申请奖学金？你如何能够面对面试官，说服他们为什么在北京上海长大的你会迫不及待地想就读于远在宾夕法尼亚郊外、佛蒙特山区，或西雅图森林里的私立学校？到底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申请人，才能够打动看似深不可测的美国学校招生办？

在这一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竞赛里，似乎有理由停下思考，留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来到美国以后上学的第一天，我坐在高中经济课教室里，老师的话语从耳旁流过，如同滑溜的泥鳅一样难以捕捉；在英语课下课后空荡荡的教室里，我还在为 同学们十分钟以前已完成的写作小练习绞尽脑汁；在宿舍里，我和美国的同学因为基本的英语语法问题发生了争执（在than的后面应该接的是人称代词的主语还 是宾语形式？）；在餐桌上，我瞥着旁边女孩的刀叉动作，小心地切着牛排和沙拉。

课表、课外体育运动、论文、交朋友……生活中没有哪样如同“红宝书词汇表”一样井然有序。然而几年之后回想起来，好朋友是在餐厅偶然搭讪认识的，最 喜欢的课是由于首选的课程人数已满而被分配进的。许许多多的收获发生在不期然之间，在用自己的棱角去和一个不规则的世界碰撞的过程之中。

在当今的留学申请场中，申请人的手段和心态似乎已经无法和这种留学的初衷对接。

用压高考作文题的百般揣摩撰写个人陈述，是为了征服一个“尊重独立思考”的教育系统；消化一本接一本的词汇书为在SAT考试中拔得头筹，是为了体会 一个“不用分数衡量才能”的学习环境；通过中介和外援帮自己量身定做最合适的申请材料，是为了能进入一个把诚信视为至高无上，对抄袭剽窃严惩不贷的学术体制。

我为正在撰写的关于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就读私立高中的文章，拨通了我的高中招生办主任Ms. Gimbel的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聊起2005年我入学后的中国留学潮。“真是前所未有的景象！”Ms. Gimbel感叹道。

“如果能够对中国的申请人说句话，您想说什么？”我问道。

“请把你的本来面目展现给我们。通过你的才华和潜力，我们会找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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