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糖尿病(GDM)已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在相关的论文中，Zhang教授及其团队(doi：10.1136/bmj.g5450)为女性提供了重要信息，帮助她们在妊娠期前和期间保护自身，减少GDM对母儿的持续损害。

GDM真实的发病率很难确定。各地区和种族间发病率差异很大，且诊断标准也高度不一致。因此，世界卫生组织(WHO)重新制定了GDM的诊断标准。201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采用75 g葡萄糖负荷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进行GDM的筛查，采用IADPSG(国际妊娠合并糖尿病研究组织)推荐的诊断界值为：空腹、1 h和2 h血浆葡萄糖浓度分别为5.1、10.0、8.5 mmol/L，任何一项血糖值达到或超过上述界值，则诊断为GDM。

考虑到不同的国家在诊断性试验之前的筛查环节可能会有各自特定的标准，如果所有研究人员均使用同一诊断界值，对治疗措施及其远期疗效的评估将得到显著改善。某些评论员担心采用新的标准会导致需要做诊断性试验的例数急剧增加，医疗系统将难以应付随之而来的工作量和成本的增长。

目前针对GDM的治疗措施确实有效。在采用WHO1999标准的研究中，针对GDM的治疗措施将巨大儿的风险降低了52%7。近期西班牙的一项女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采用WHO/IADPSG诊断标准后，GDM的患病率从采用该标准前的10.5%升至35.5%。尽管更多的女性采用饮食治疗及血糖监测，约20%的女性因饮食治疗病情控制不理想而使用胰岛素治疗，这也足以用较低的成本避免围产期并发症的发生。显然，我们应尽可能筛查、诊断及治疗GDM患者。

研究表明GDM患者产后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相较于非GDM患者将显著增加(相对风险比7.4)，且妊娠期与发生2型糖尿病的时间间隔有缩短趋势，另外，GDM患者的后代发生肥胖、代谢综合征及将来患GDM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也高于非GDM患者的后代。

显然，如果存在一些可干预的危险因素能减少GDM患者及需要治疗干预的人群比例，这自然是最理想的方案。这些干预也可以减少母亲远期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或延迟其发生，且可能减少其后代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这有利于医疗系统节省成本。有助于预防GDM的行为习惯则是改善目前这种情况的重要措施，一旦诊断为GDM，这对于患者和医疗工作者来说，也是更可取的控制血糖异常的措施。

Zhang教授和他的团队分析了从1989年护士健康调查开始直到2001年(此时大部分接受调查的护士已过生育年龄，70%的护士大于40岁)的数据3。饮食中含丰富谷物和健康脂肪、每周规律进行适当锻炼至少15分钟且不吸烟的人患GDM的可能性比其他妊娠妇女低41%，如果体重正常的情况下妊娠患GDM的可能性则比其他妊娠妇女低52%。重要的是，如果不吸烟、饮食控制良好、适当运动，即使是妊娠前超重或肥胖的妇女也将获益匪浅。但遗憾的是，即使在这个积极性很高的医疗专家团队里，研究结果显示遵循上述4种生活方式的妇女中，只有16%的妇女患GDM风险较低。

Zhang教授和他的团队发现妊娠期间吸烟的妇女患GDM的风险增加43%，而对于妊娠前已戒烟的妇女来说，患病风险并无增加，这是鼓励计划妊娠的妇女戒烟的又一个充分理由。通常，妊娠前已超重或肥胖的妇女患GDM的风险增加最为显著，因此，体质指数(BMI)大于33 kg/m2的妇女患GDM的可能性是妊娠前BMI正常妇女的4倍以上。

该队列的明显局限性是样本主要是白人且全部皆为护士。未来研究应致力于其他种族或在未接受过良好医疗保健教育的人群，改善生活方式的效果是否同样显著。目前缺乏评估妊娠前改变生活方式的大样本随机对照试验(可能有或无说服力)，而Zhang教授和他的团队的观察性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接下来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应该鼓励全部计划妊娠的妇女采取这些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吗？人口健康倡议非常鼓励所有计划妊娠的妇女(包括具有患GDM高风险的妇女)去改善饮食、戒烟及加强锻炼，这将使全世界人口获得最大的效益。众所周知，改变生活方式很难，但也不是不可能。如果结合积极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可能我们可以延缓甚至逆转目前肥胖、代谢综合征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持续稳定上升的趋势。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地成功改变饮食、体重和吸烟习惯，但是Zhang教授和他的团队的发现是鼓励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和计划妊娠的妇女更努力地去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