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非常自由，学生、老师都有自由。政府应该在科学发展起重要作用，但应该给学校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政治脱开
5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麻省理工学院（下称MIT）斯隆管理学院“技术创新与创业论坛”（MIT Slo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Forum）上，MIT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称，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大规模资本和人力投入，只有30%的经济增长基于生产力的提升。而这30%中又有60%基于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并非基于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他说：“中国经济如果要长期发展，必须改变现有经济模式、企业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加大创新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科技发展更多依赖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推动，对自下而上，基于技术创新的创业行为关注不足。这导致技术发展更多地体现为政府意志，而非自发行为，令不少新技术无法经受市场检验，也无法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支持。黄亚生教授认为，提升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改变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鼓励民间的技术创新与创业。
在对MIT的创新和创业模式进行介绍时，黄亚生指出，世界上有两种科技体制：一种是科学共和体制，拥有学术自由、学院自治的开放体系；另一种是政府共和体制，由政府控制研究机构和大学，并任命大学高级管理团队。在运营控制上，教育部对大学进行非常微观的控制。人类历史上技术发展、科技发展成功的例子都在科学共和，而不在政府共和。MIT是科学共和的典范，有 77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MIT学习或工作。MIT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其“知行合一”和“政产学研”的模式（“Mens et Manus”)。教授一方面做基础科研，同时有充分的自由和时间去创业和创新。有一项研究表明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年运营收入在2010年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其GDP在世界排名第11位。
黄亚生自2008年在中国开始了一个特色化研究项目——“中国实验室”。MIT斯隆管理学院跟清华经管学院、复旦商学院、岭南商学院和云南商学院合作，联手为中国中小型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帮他们设计商业方案和产品战略，帮中国成长出真正长久的发展优势。
MIT斯隆学院更喜欢招收哪类学生？哪些企业更容易从“中国实验室”项目中受益？中美学生在创业方面的区别是什么？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症结是什么？财新记者对黄亚生教授进行了专访。
财新记者：相比起美国其他商学院，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MBA项目更喜欢招收哪类学生？
黄亚生：MIT是一所有着创业基因的学校，我们更侧重培养创业人才，所以更喜欢有冒险精神的学生。我们的项目会安排一些学生去非洲，结果有学生一到就得了疟疾。也有学生去印尼做项目，一到就被人抢劫。创业的人往往需要有冒险的精神。第二，要有好奇心，不满足于西方社会的工作经验，愿意去别的地方探索学习，比如我们在非洲就设有一批公共卫生的项目。我还注意到近些年学生开始重视NGO的发展，本身来自NGO的学生比例在提高，而且他们毕业后还要回到NGO。
财新记者：今年4月美国顶尖大学录取率创历史新低，MIT只收8%，斯坦福只收5%，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有报道称中国学生申请材料造假成风，学府加大对中国学生审查力度，对此你的看法是？
黄亚生：虽然美国的报考高潮过去了，但全球报考的人数却在增加。新的电子报名手段也使得学生们往往同时申请多间学校，这样招生率便会下降。自然科学有一定的标准，不太容易造假。但社会科学的确很难看出申请者资历的真假。造假很可怕，会把一代中国人的信誉都给害了。
财新记者：在“中国实验室”项目中，最能受惠的是哪类企业？当初为何选择中小型企业作为咨询对象？
黄亚生：我们从2008年开始这个项目。其中最能受惠的，是那些发展速度很快，初具规模但遇到很多问题的民企。他们往往面临转型、失去骨干员工等困难。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往往受到政治排挤，银行不愿意贷款，人才也不愿意去。但是中小企业又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我们的学生毕业后无论进入华尔街或是麦肯锡，做一个这样的咨询项目都要60万-70万美元。商学院学费这么高，让他们毕业后去扶贫不太可能。但是在学校的两年我是可以免费使用他们的，可以利用这两年时间去帮助中国和印度的中小企业。
这个项目在乎的是社会效果和教育回报。我不是特别愿意给跨国公司做，我们的客户90%是本土的中小企业。而且我们希望不局限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合作学校的选择上，并不单看简单的学术排名，不单是清华复旦等大学。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当地大学合作是支持本地发展最好的途径。
财新记者：中美学生在“中国实验室”项目中分别表现出哪些特点？二者主要的区别是什么？
黄亚生：我们在中国有24-26个项目，一个项目4个人，2个来自麻省理工，2个来自中国的合作学校。他们的合作都很愉快，中美学生有很好的交流。但是美国学生的工作经验明显更为广泛，而中国学生的工作经验则比较单一，往往是一份工作一直做下去。
财新记者：中美学生在创业和创新层面有什么异同？
黄亚生：有调查显示，在中美工科学校的学生中，表达毕业后想要去创业的人数比例几乎一样。有意思的是，过了五年，该调查的研究人员又去跟进这些学生是否真的创业，结果在美国确实去创业的占30%，中国则不到5%。大部分学生去了政府。这可能因为政府权力太大，对学生的吸引力也很大，这和美国的文化差异很大。中国人创业积极性很高，中国人不缺乏创业精神，但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和分配的权力太大了，聪明的学生会想如果去政府可以掌握很多资源。但是美国学生进入政府做个科员，日子是很不好过的。
中国人有创业的基因，创新自古也不缺乏。然而比较难的是如何将科技发明应用在经济领域，起关键作用的还有法治、学术自由、有效率的金融体制等因素。这些是中国不具备的。
财新记者：中国顶尖工科学府和麻省理工的区别是什么？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症结是什么？
黄亚生：MIT为什么能创业，因为非常自由，学生、老师都有自由。政府应该在科学发展起重要作用，但应该给学校充分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政治脱开。“科学共和”不是垂直管理的，而是政府和大学平行管理。所有的问题最后都归结为政治改革，政府是否愿意和别人分享权力，而不是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中国大学校长怨声载道，行政的事情，对学术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教育最大的症结在于，培养的人才和市场需求严重脱节。而且考试定终身的制度非常不合理，更泯灭了创造力。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但教育改革几乎没怎么做。伴随经济崛起，中国要有自己的人才，然而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不提供这样的人才。专业分得太细，转换专业太难，非常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财新记者：作为经济学家，你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如何预测？
黄亚生：中国盲目地搞基础设施建设，它所进行的是土木的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然而真正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取消户籍制度。我近期比较担忧的是房地产会崩盘。如果崩盘，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作为政府，不该把不崩盘作为主导思想，而是把崩盘作为主导思想。因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背后，是It’s not doing harm(不会带来负面影响)，该做防范。目前房价和人均收入完全不成比例，很难想象会持续下去。对经济长期的担忧则是中等收入陷阱。生产力对经济的刺激作用降低，投资效益越来越低，但人力成本在提高，又没有创新。
转自财新网 作者 赵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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