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原本不是好词，不受家乡父老管束的人为豪，豪贾——不守规矩的商人，豪杰——率众闹事者，豪侠——被驱逐的个人暴力者。
大乱之时，豪侠遍地，改朝换代后，成了时代新贵，顽劣子弟——豪侠——新生贵族，身份转换如水态三变。刘邦是个豪侠，带着一帮豪侠建立汉朝，汉期初期是文化灾难。
另有一种侠，受人称道，民间记忆里，有贵族特征，不是草莽。他们就是贵族，朝廷上失败而流亡民间。因为有文化有手段，试图暗中掌控一个地方，惩恶除凶，为了夺权，间接主持了正义。
他们神龙见首不见尾，做一事便消失了，说明试验没成功，又去了它方。试验成了，就定居下来，隐迹藏形，转成了乡绅。
前两种侠，一旦成事，便脱离大众。不离大众的是第三类——拳师。传统中国不是法律惩罚型社会，是人情仲裁型社会，有了纠纷，不找官府，找行业外的第三方。
既然不是业内人士，不懂行怎么办？以人之常情评判就可以了，不是审理过程的是非曲直，仲裁的是结果，以谁也别太吃亏为标准。况且找仲裁人之前，矛盾双方往往已想好了退让的程度，借仲裁人的口来确定。
清朝承担仲裁的是走不上仕途的老秀才、告老还乡的老官员、镖局的老镖师。科举废除、满清推翻，老秀才老官员都不名誉了，镖局业、保镖护院业倒闭。火车运输量大、安全，挤垮了镖局。清末民初之际，官员普遍调用国家士兵给家里站岗，不再聘私人，保镖护院业失去了大宗雇主。
上世纪十年代，北洋政府做现代化改革，不愿社会动荡，想延续仲裁阶层，选中了失业的武人，出钱出房，成立武术协会，实则是仲裁机构。
二十年代南京政府将武人收编到学校，成了西化教师。但社会需要仲裁，帮会顶了上来，杜月笙每天做的事是“茶叙”，一天赶六七场谈判，当仲裁人。三十年代的帮会已不太像帮会。
民间自发地形成仲裁阶层，证明北洋政府有远见，可惜是帮会做了武人的事，先天有问题，还需要时间转化。但历史没给时间，中日战争一爆发，社会结构全乱。
战争结束后，是一个既没有形成法律又失去人情的局面。人心紊乱，武人的传统形象被信任，再次充当起仲裁角色。
因为南京政府不再拨款，专业武术学校——国术馆倒闭，武人多在普通中小学当外聘体育教师，回到家，义务负责附近的纠纷，不关家门，谁都可以推门而入。
八十年代北京天津还有此遗风，胡同里搬来个会武术的老头，有事都找他。武人文相，因为大部分时间不是处理武林纠纷，是处理民事纠纷，带职业特征，笑眼眯眯，见了他的脸，人就消了三分火气。
武人的特征是“练拳的规矩大，见面就磕头”，在日渐西化的社会，武人之间保持着清朝礼节。
中华无跪礼，跪模仿的是唐宋的席地而坐。本是膝盖向前地跪坐，不是下跪。
坐着，上身伏一下为行礼，来客身份高，就伏得深，头部碰到席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晚春》开篇，大拍特拍日本人家庭聚会的坐礼，一番唐宋风情。
明朝流行了桌椅，不再席地而坐，日常生活里没有下跪的事。祭孔子的时候下跪，也不是发明了跪礼，是模仿唐宋祭孔时席地而坐的旧貌。明朝人站成了习惯，站一会，席地坐一会，出现了“下跪”这个怪相。
下跪是祭孔时才有的事，明朝百姓向官员下跪，当官的不敢受，一定要跳开——下跪的用意是，我拿你当孔夫子尊重，你不能不主持公道。
下跪者不卑贱，受跪者忐忑，这是百姓的反抗方式。一旦出现了百姓下跪的事件，监察机构要核查这官员，当官的不敢让百姓跪。
清朝皇帝脸皮厚，要享受孔子待遇，才出现官员跪成一片的事。不能光官跪，官员要求百姓跪，朝廷的怪象转到了民间。下跪毕竟不合礼法，于是从朝廷到民间开了许多不跪的活口。
秀才见官不跪，上岁数的人见官不跪。官员都是读书人选上来的，清朝皇帝聘皇子的教书先生，要向孔子像、教书先生下跪，等于还了读书人的跪。跪是不明不白的事，拦跪成了礼节，拦着不让跪，是尊重的表示。
老舍话剧《茶馆》写晚清，人跟人见面相互拦，谁也不真跪，单腿跪的都没有。因为中华本无跪礼，人人别扭，相互配合着给取消了。
民国武人是明朝军官的后系，明朝灭亡后潜伏民间，一直要反清复明，所以保持明朝军礼，晚辈向长辈行礼，是军队下级向上级行礼的翻版。军人身有甲、头有盔，鞠躬、下跪、磕头都不方便，一般是两手在胸前抱拳，头向手俯一下，紧急时上半身也不动，作个手势就行了。
承袭军人礼节的武人也礼节简单，不料民国社会普遍废除了跪礼，武人却保留下来。
保留着旧社会标志，因为新时代有业务。武人行跪礼，如同秀才留辫子，民国时，许多前清老秀才的经济收入，是给人在葬礼上题字，儿女再新潮，葬父母时就古老了，题字者留着辫子，才对得起父母，剪了辫子的老秀才没人请。
武人间彼此行跪礼，是给外人看的，形象传统，才好当仲裁人。旧时代遗迹，反而在新社会有信服力。
从武人看世道，百年求新，已不好改口，心里有着被新辜负的苦。
生命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