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博这本令人难忘的小说描述了一个作家和她的女仆之间的密切关系。女仆是一个老年妇女，时而孤傲冷漠，时而莫名慷慨热情，时而又暴怒无常，作家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人和世界的东西，比自己独自默默长坐在打字机前要多得多。萨博去世于 2007 年，此书首次出版于 1987 年，她的祖国经历了共产主义统治的最后时期。毫无痕迹的翻译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 20 世纪的匈牙利，两个时间和地点上都存在极大距离的女人如何产生出了共鸣。这本书带着一种黑色幽默和几乎不可思议的荒谬感，追溯了一个国家诡谲的历史和一个生命的悲怆历程。

2004 年去世的伯林留下了大量但鲜为人知的故事宝藏，大部分在她生前都只曾刊登于文学刊物和小出版社的书籍中。这本全新的合集收录了其中的 43 篇，将这个对生活毫不妥协的、善良的旁观者介绍给了更广大的读者。作者的同情心更多给予了那些聪敏、爱喋喋不休、挣扎着度过人生的女人，就和作为一个酒鬼独自把四个儿子拉扯大的她本人一样。伯林讲故事所用的语言毫不掩盖情绪、匮乏而又不加修饰，就好像是汤姆·威茨的歌里唱的那个女人在讲故事一样，她会说，她在潮湿的夜晚在停车场里喝酒时遇见了一个男人。

这本微妙、不落俗套和充满智慧的《轮廓》是卡斯克的第八本小说，以单方面谈话的形式串联成书。一个在希腊旅行的离异女人担任了我们的叙事者，她描述着、或更确切地说是聆听着那些她遇到的人，并吸收着他们关于爱、失去、欺骗、骄傲和愚蠢的故事。在卡斯克的注视下，出轨、离婚和厌倦等老掉牙的主题重新成为了来势汹汹的威胁，同时她清晰的思维是如此具有穿透力，简直能令读者为类似的被入侵和曝光的风险而担心受怕。

今年最欢乐而又离谱的讽刺作品以一个青年黑人男子为主角，他的愿望是在当地的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和在自己家里恢复奴隶制——这本书不只谈到了黑人在美洲艰难求生存的 400 年历史，就连所有宗教神灵都被它讥讽了个遍。带着尖锐的意识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亵渎神圣的态度，比蒂的小说几乎是一锅无畏到滚烫的多元文化隐喻大杂烩。

正如弗伦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前三部一样，这个精彩的最终篇为读者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贫穷、野心、暴力和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作者极力探索着女性间的友谊。书中艾莲娜和莱拉是少女时代的对手，随后两个人的关系跨越了整个四部曲，直到她们步入婚姻和成为母亲。作者弗伦特的重心一直专注于现代女性身份中所固有的一种激进主义，而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便是女艺术家在对抗她的生命及社会命运过程中的种种挣扎。

别再没完没了地把他和詹姆斯·鲍德温做对比了。虽然在很多方面这么对比有一定道理，但它却会妨碍我们看到科茨的书所具有的原创性。小说以写给十几岁的儿子的一封信作为结构，简短而迫切，探索了作为黑人在一个通过奴役劳工和“破坏黑人身体”建成的国家长大成人这件事。它拒绝了幻想的抽象，描述了这其中必然存在的特殊性。科茨用极其清醒的现实主义，为他儿子书写了深入黑人骨髓的、美丽而又可怕的斗争。

如果说 18 世纪的专属大宗商品是糖、20 世纪的是石油，那么棉花绝对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商品了。在这次彻底的、充满野心又令人不安的调查中，贝克特带着我们回到了这个全球化产业的每一个阶段，而这个产业依赖于数以百万计的奴隶、佃农和工厂工人，通过他们在悲惨境况中的工作得以有所产出。贝克特告诉我们，棉花的工业化充满了暴力，而这个故事也就是现代世界发展的故事。他在报道中称，即使在今天，一个永远在寻找更廉价劳动力的产业也依然还在进行“大型竞次”（giant race to the bottom）。（译注：竞次主要指以依靠剥夺劳动阶层的各种保障，而在竞争中赢得价格优势。）

在这本令人叹为观止的回忆录中，作为诗人、历史学家和驯鹰者的麦克唐纳精心动魄地描述了她本人和一头鹰的复杂本性。沉浸在父亲去世的悲痛中，作者慢慢从世界撤退，决定抚养和训练一头年幼的苍鹰——这是一种独居的、生性残酷的食肉动物。这头雄鹰陪伴她抵达了内心最深的伤痛和自己最真实的本性，而那个地方既黑暗，又有着令人惊讶的光芒。书以散文的形式写就，其中交融着诗歌和科学、魔力和现实。

Grove 出版社，26 美元

亚历山大·冯·洪堡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声名仅次于拿破仑，但在家乡德国以外，他的声誉已经渐渐淡去。瓦尔夫生动地、令人印象深刻地研究了洪堡的旅行和探索，恢复了我们对他的重视和欣赏，并提醒我们关注这位科学家具有持续影响力的重要洞见：地球是一个单一的、内在相互关联的有机体，而人类自己的破坏行为足以令它受到灾难性的损害。

在这本大师级的报告文学中，挪威记者塞尔斯塔德索通过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的人生和所犯下的罪行，探讨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黑暗面。为抗议女性权利、文化多元主义和上升中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力，布雷维克在 2011 年 7 月 22 日杀害了 77 个人，其中多数是青少年。作者把这些青少年的故事和布雷维克那异化的、令人不安的童年编织在一起，让这本书成为了一个几乎不能承受之重。这场悲剧既非文学虚构、也并不是一个象征性故事；它是完完全全的真实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