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我们过去一直用需求侧的因素分析勘察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和寻求应对的方略。由这样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减速的原因是因为投资、消费、出口三架马车的力量不足，所以应对的方略就是扩需求，保增长。但是执行这个方针若干年以后，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困境，出现了两个现象：投资报酬递减，债务积累。由于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长的效果每况愈下；而过量的投资导致杠杆率不断提高、债务积累，这都使我们不能把增加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从它已经造成的后果来看，采用这种办法的风险太大了。

现在我们转向供给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肯定地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过去这20年中虽然三令五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问题在于改革推进不足，体制性障碍就没有能够消除。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来保证经济增长，而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

一方面，我们要堵塞漏洞、化解风险。要妥善处理各级政府的债务。要停止风险的积累，不要再做回报过低甚至完成没有回报的投资。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债务。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释放风险。停止“刚性兑付”。盘活由于粗放式增长形成的死资产存量，例如闲置的地产项目等。

另一方面，我们要辅之以适当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的方针，主要是要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支出，一个是减少收入。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应该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减税。为了改善营商环境，政府降低税收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家的积极性。

周其仁：未来五年经济有四大支点可以着力

第一个支点：国内市场体系和理念的兴起。向未来看，中国经济靠得住的一条还是：国家不包农民、不包民营企业，大家都得在市场上去拼。现在好多人大富大贵，查20年前，家底都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一部分人、一些企业、一些地区先富起来，很多人尝到了这个甜头，前面有榜样，后边的人就挡不住，这个带动力量极其关键。社会有这个氛围，再加上前面有榜样，就是未来5~10年靠得住的力量。

第二个支点：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用“对外投资”带动“对外贸易”，没钱借给你钱，基础设施不行我们帮你建设。这些年我们的建设、制造能力是起来了，人强马壮，矿山、港口、电力、铁路……什么造不出来？我们向西发展，哪个国家的资源都很好，用它们的土地、劳工，加上中国的制造设备，做通了再卖中国货，这个市场大有可为。

第三个支点：国内投资和内需。服务业要想像发达国家一样，比例到百分之七八十，我们的经济空间和人口还是要集聚，要集聚还是要投资。但这不是放宽土地、财政政策就行了，最大的课题是：我们要学会管理“高密度的社会经济体”，要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

第四个支点：持续创新的能力。中国在“原创知识生产”方面确实不行，原因是什么？我的判断是，这样的情况还会持续很多年。但是，我们多年穷国办大教育，包括应试教育，培养了大量高效劳动力，能写会算，有抽象和想象能力。另一个层面，我们的工程师也很多。两者一结合，我们的集成创新（不是原始创新）的能力是非常靠得住的，不但能设计，而且有高效的劳动力可以生产。这个东西重视起来，6~9年就会产生效果。

郑永年：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

中国下一步的投资，一定要从经济性投资转向社会性投资。

社会性投资非常重要，我们现在还没有社会投资这个概念，西方是有的。什么叫社会投资？就是对社会政策的投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社会投资。我们现在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决策界的很多人，还是把社会投资看成是消费，这不是消费。我们现在说消费，消费就要有中产阶级。中国为什么消费增加不了？就是因为没有中产阶级，为什么没有中产阶级呢？就是因为我们投资不够。我们现在的居民，大部分的钱都要花在小孩的教育上，花在住房上，都是房奴、孩奴。

我们也缺少充分的医疗保障，一家人如果一个人生了大病，可能会倾家荡产。我们现在的中产阶级，一是做不大，二是没有制度基础，这就是社会投资不够。

下一波投资是什么？我们老龄化现在非常快，是可以看得见的。为什么我们不多造一点养老院、医院呢？我们现在改变二胎政策了，为什么不多造一点幼儿园、医院呢？这些方面的投资，实际上也会大量消耗产能，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所以下一阶段，中国不仅要搞社会建设，还要把很多社会投资做起来，这些社会投资就是下一步经济增长的动力。在这方面我们的决策者还是要继续解放思想，我们基本上现在把社会政策简单地看成西方那样的福利社会。社会投资不是福利社会。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到西方福利国家那一步，投资是必需的，没有社会投资，经济很难可持续发展。

林毅夫：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缺一不可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新产业的发展需要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与其匹配，需要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需要与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这些都不是企业自己可以解决的，均需要有为的政府协调相关企业来克服，或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服务。

政府发挥作用的着力点，我认为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也不相同。

追赶型产业。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合适的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汉能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筛选我国每年需要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到海外招商引资，将这些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训、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企业就会有积极性到我国设厂生产。

领先型产业。领先型产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理当由企业自己进行。但是，基础科研投入大、风险高，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协作进行基础科研。政府也可以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取得突破后，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形成规模化生产。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销售、加工生产、售后服务等网络，也需要政府在人才培训、资金、法律、领事保护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

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采取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和商品展销平台，以及制定优惠政策等；二是协助加工企业抱团出海，向企业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工业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

转移型产业。转移型产业在国内出现了不少富余产能，但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应该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同我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

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类新兴产业的特征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例如信息、通信产业的软件、手机等。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发展的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创新型人才创业。

战略型产业。如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政府的保护性补贴才能发展起来。各地政府可以鼓励支持配套产业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条件，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发展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厉以宁：供给和需求两端乏力，需要结构调整 

供给和需求两端乏力，需要进行结构调整。

第一个调整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是连在一起的。高新技术一定是要发展的，短板行业中，如果是高新技术的短板，那就要尽快把它发展起来，这是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那原来的怎么办？原来已经落伍的怎么办？一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砍掉。

第二个调整是区域经济的调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开放中西部，要全力消灭贫困线。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三种资本的均衡，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厂房设备、机器设备、原材料的供应都是物质资本，如果这方面不解决，那区域方面的协调就很困难。其次是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结构要调整，低素质劳动力要逐渐替换。三是社会资本，是指人际关系，是无形的资本。没有信用就没有社会资本，不诚信连过去的社会资本都丢了。

第三个调整是技术结构的调整。这个调整影响到社会的公众目标，新技术很可能会导致裁员，所以在没有安排好人员出路的时候，宁肯用旧技术，不能用新技术。所以，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不完全是技术的问题，也不完全是一个科技创新的问题，它涉及人员安排的问题。

第四个调整是人力资本结构的调整，是新人口红利。过去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新的人口红利正在增加。新的人口红利是什么呢，我认为是职业教育，有大量的服务业的技术人员需要进行知识方面的训练。

本文整理自《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