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的金融市场是“黑天鹅”翻飞的一年，环球股市和汇市受风险事件的影响大幅波动。尤其在全球货币超发、负利率盛行、以及国际政治局势动荡的大背景下，下半年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又是怎样的一个投资环境？基本面的风险因素在哪里？
下面，让我们用五张图为您揭示全球的经济风险所在：
流动性陷阱 (Liquidity Trap)，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是指中央银行无论如何降低利率或者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情况下也未能按预期刺激经济增长的情况。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此时无论货币数量如何增加，即便是利率低得接近于零，设置达到负利率，也不能够刺激信贷、投资和消费，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最终失去作用。自从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央行在采用量宽和减息纷纷采用负利率最后绝招以图刺激经济以求刺激经济成长，促进消费与投资，其次则是促贬货币，提升出口竞争力。但负利率却造成减弱货币流速的反效果：预期收益越低，投资者越倾向于把钱购买债券，甚至把钱从银行取出，持有现金或者在海外追求高息回报。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货币流速减缓将增加通缩压力，每单位货币带动愈来愈少的经济活动，决策者只好注入更多货币以图刺激成长。而在通缩环境中，人们预期未来的消费价格还会下降，因此不仅抑制消费、阻碍经济成长，同时也推升了实质利率，间接带动货币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欧洲和日本央行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以后对刺激经济依然不见效，并已经采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但可以预期的是这种做法对促进经济活动收效甚微。日本就是一个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完美例子。1991年以来，日本央行先后大幅降息、实施零利率、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但经济却难有实质好转，之后又陆续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IT泡沫、次贷危机等冲击，2012年后不得不再度实行量宽，2016年1月更是启用负利率政策，试图改善通缩、促进信贷。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推出“负利率”政策，货币宽松层层递进，但收效仍不明显。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BDI)是散装原物料的运费指数。散装船运以运输钢材、谷物、煤、矿砂等民生物资及工业原料为主，因此是经济的领先指标，反映与全球经济景气荣枯。BDI在2015年2月创出30年新低，之后在2016年4月因季节性需求，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开始反弹，然而长期仍然处在下行趋势范围。世界贸易组织（WTO）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贸易量增长虽然缓慢但依然实现了正增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大幅下滑13%，从2014年的19万亿下滑至2015年的16.5万亿。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宗商品价格及汇率的大幅波动，其中包含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燃料生产反弹和主要经济体不同的货币政策的影响。金融市场动荡影响企业和投资者信心，减少对资本投资的需求。亚洲其他机械（包含资本品）的进口额降幅达8%，同样反映出曾经作为全球经济火车头的新兴市场地区投资低迷，尤其是从欧洲和北美的进口额分别下降15%和8%。投资下降可能是周期性的，受金融市场波动、汇率不确定性及不稳定的货币政策影响。但是长期趋势而言，这一数据反应了全球化 (globalisation) 趋势开始弱化。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判断年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小，年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年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一“警戒线”时，贫富两极的分化较为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有可能导致社会动荡。贫富不均不仅不利于改变通缩的状况，更是引起社会分化、导致现今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高涨的内在经济原因。英国脱欧、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受选民支持、澳洲一国党的死灰复燃等等，究其深层次原因，收入和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是重要因素，而这种来自中低层民众对外来竞争和对未来收入预期的焦虑也直接反应到他们的政治取向。据彭博社（Bloomberg）的报道，在过去三年，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WMP），随着银行在资金来源和服务费上相互竞争、储户寻求高于储蓄存款利率的更高回报，理财产品的发行开始了爆炸性增长（这些由银行销售的金融产品并未计入其资产负债表）。这些金融产品提供各种层级的、明确的担保，被很多人认为是“包含银行和地方政府的隐性支持”。违約风险上升的有可能成为价值3.6万亿美元银行理财产品的导火索。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银行之间的互相持有理财产品的规模由一年前的4960亿人民币上升至3万亿人民币。据机构估计，多达85%的理财产品存在这种银行间交叉持有的情况，为给银行制造了高额的佣金收入。这种建立在相同底层资产上的分层债务，跟2008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美国的次级资产证券（subprime asset-backed securities）、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和合成式CDO（CDOs-squared）的结构实质上异曲同工。一旦此类理财产品出现了违约，就会触发投资者不再愿意续投或出现投资被冻结的情况，这将导致银行不得不动用其资产弥补损失，进而对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这个骨牌效应被激发，这种情况将出现大范围蔓延，带来破坏力巨大的连锁效应。更有甚者，很多银行理财产品通过滚动“发新还旧”的方式偿还本金。假使投资者由于市场违约风险的规避而对理财产品的需求大幅降低，则会大幅增加其它相连的理财产品的违约风险，从而触发金融市场的巨大动荡。英国脱欧（Brexit）的潜在风险已经在过去两周反应在英镑对主要货币汇率和环球股市的暴跌中。谈论到英国脱欧风险的探讨已经不少，直接的影响是英镑汇率暴跌，海外企业和银行在英国的资产减值、美联储将可能维持利率不变等等。长远而言，英国脱欧的主要风险在于开启了去全球化和去资本市场化的序幕。由收入和分配不均，由资产两极化造成的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头，会把世界引向何方？Sour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在充满变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在移动互联网世纪主宰的今天，作为投资者或者作为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不禁要问自己：以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以逐利为发展驱动力的资本主义还可以被奉为金科玉律吗？什么才是真正能把世界带出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新动力？是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效率作为突破吗？还是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更为悬殊的贫富分化和伦理争议？还是“利他主义”更符合移动互联网新世纪的潮流，更能体现群体利益的最大化？ “利他主义精神”也正在被更多更广泛地提倡和推广，正如马云在两年前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说的，“你帮助的人越强大，你才会越强大。”此后马云又在多个场合多次向公众诠释他对互联网未来发展的主旨：“从IT时代到DT时代，最重要的不是让自己如何成功，而是如何帮助别人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