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鼓励创新？我们现在一方面是通过“营改增”，促进专业化分工；其次是加大研发投入的税前扣除力度，鼓励创新。但遗憾是由于信息收集困难，加上利益调整的阻碍，所得税和房地产税方面改革没有推进，但是下一步会义无反顾去做，这也是我们的任务。

但是要防止另外一个倾向，那就是一说创新就是减税，我们首要的公平，目前，数字金融，很多影子银行，还有共享服务共享经济，很多没有收税。我的意见是要收税。比如跨境电商，我们刚开始收税，数字经济也应该征税，但前提是监管，只有监管上去了，征税才有可能。

周小川行长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物价和就业形势保持稳定。英国“脱欧”公投后，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中国政府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也是解决过剩产能等结构性问题的必由之路。目前，人民币汇率对一篮子货币保持基本稳定，市场信心进一步稳固。

周小川行长表示，G20应继续推进IMF第15次份额总检查，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应继续推动主权债券纳入加强的合同条款，欢迎巴黎俱乐部将成员扩展至更多新兴债权国。呼吁区域金融安排与IMF进行更多合作，并不断完善IMF贷款工具。同时，应扩大SDR的使用，人民银行已经发布了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外汇储备、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数据，正在研究发行SDR债券的可能性。

如何鼓励创新？从税收上来说，总体的原则就两条，收入税要降低，甚至部分领域可以实行负收入税，其次是财产税要高。

在这方面，不仅持有环节要征税，而且在交易环节也要征税，这当然会导致市场扭曲，但不是所有的扭曲都是有害的，也要好的扭曲，积极的扭曲，通过交易环节的征税，来打击房地产领域的投机行为。这个过程中，中低收入家庭的首套房要除外。

第三方面，就是要关注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要建立能够有助于中小企业创新的税收制度。

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如何改善这个局面，在我看来，不是一剂良药就可以解决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办法，中小企业的规模小，创新能力不足，我们要通过政策和制度的设计，鼓励他们与大学联合，与大企业联合，不断壮大自身的创新能力。

站在全球发展的高度，要确保各个经济体实现稳定发展。消除税收歧视和投资壁垒，促使经济全球化，这些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对各个国家的税收征管能力建设提出严重挑战。这需要不同的国家都进行税收革新，合理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创造公平发展机会。

同时，也体现出强调信息交换的重要性。还好，在税收透明度方面，已经有96个国家实现自动情报交换，各项税收的审议和监督工作也比较透明，大家也积极发起各类税收的国际协调，这有助于完善全球税收治理，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税收新秩序。

政策应该促进持续增长不应只专注短期改善，这样才能让世界摆脱平庸的现状，很多国家的研发投入很低。我们建议，更多投入研发资金才能提高效率。（据新浪）

税收政策不断变化，现在有非常严重的逃避税的问题，新税收框架要考虑创新、包容性、经济权利过度集中等问题。（据新浪）

技术变革很快，传统的工作流程被新的价值创造模式所取代，这些变化也为税收带来不确定性，我们根据这种新的发展，要有足够的灵活度，当下，涉及传统经济、数字经济以及新业态的税收都要充分考虑。

土耳其还属于第二梯队的国家，但希望通过我们的表现进入第一梯队。没错，税收的不确定性会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人们会把税收监管的不确定性作为很重要的决策因素。所以税收政策要力求简单、稳定，在做副总理之前，我做财政部部长7年，我感到在新兴市场，税收政策和监管变化得很突然，法律也往往是比较宽泛的框架，这些都会增加不确定性。对于第二梯队的国家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我们应该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我要强调的是，加深税收的稳定性是其中一个基石，同时，国家间的通力合作是另一个基石。国家间合作的目的是要规避双重税收和互不收税，这很重要，因为这将挫伤经济。再者，执行上的稳定性能推动确定性。但有的国家虽承诺执行，但在其国内却遇到很大困难，所以税收确定性在执行时会遇到很大挑战。

如果国家与国家之间能有共同的税制标准，解决问题就能更加游刃有余。与此同时，我尤其认为信息的交流、包容性都很重要。这就需要OECD（经合组织）要发挥重要作用。各国把不确定方面的因素确定下来，然后有针对性地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