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所遇到的挑战要远大于国内大学的同龄人。作为即将进入成年的年轻人，我们都会体验到随着年龄增长以及角色转变所带来的责任与迷茫。但是作为留学生，我们还需要适应一个陌生的文化，并且在新环境中逐渐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优势。那么这些迷茫如何解决？看看留学老司机来带带你。

或许以下的事迹来源于美国，例子亦然。但是针对于国外留学党，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我在美国走访了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马里兰、俄亥俄和北卡罗莱那五个州，对斯坦福、佛罗里达、马里兰、凯斯西储和杜克五所大学中国留学生的适应现状进行了访谈研究。

这个研究有趣的部分是，我本人作为一名访问学者，也切身感受着文化适应对我自身的冲击，这些冲击体现在语言、思维习惯、人际边界、自我认同与情绪体验等多个方面。

而对于那些远赴美国，就读高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年轻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更要经历一个双重适应的过程，即除了文化环境的适应，还要体验随年龄的增加，个人的成长危机和人格发展。

抓住机会，创造机会，和语言困难死磕到底

刚刚来到美国，在口语和听力上是非常吃力的，在佛罗里达大学上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课，我一开始只能听懂个百分之四五十，感觉非常挫败，觉得自己学了这么多年的英语，仍然有听力上的差距。我准备了一支录音笔，把老师讲的内容统统录下来，回到家反复听，直到弄懂个百分之七八十为止，哪怕有时要为此熬到深夜。有时也会问自己，“都奔四十的人了，为啥还要这么苦逼的学习呢。”我想这也是自我选择的一种人生磨练吧。 对于有些通过临时突击甚至造假成绩到美国读书的学生，语言对他们来讲更是最令他们头疼的障碍，因为这个阻碍，让不少学生丧失信心、知难而退，开始出现逃课、拖延或不交作业、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行为，这些行为最终导致的结果往往是退学。 反思这个结果，发现问题的关键有两点，一是自身的语言水平不能胜任目前的学业要求；针对这一点，很多学生会通过上语言预科班来应对。二是遇到困难后，有些学生并没有选择集中注意力赶超差距，而是受到情绪的影响，采用了逃避的防御机制，他们缺乏“一定要和它（语言）死磕”的劲头，逃避会让他们感到暂时的解离，然而越多的逃避，就带来越多的自我挫败，因为假若你一直告诉自己“我不行”！成功的希望自然也会变得很渺茫。

为了逼着自己苦练语言，每旅行到一个地方，我通常选择通过Airbnb（全球著名的租房应用）租住在美国人的家里，找机会和他们对话，还可以更好的了解美国人的文化。 去年10月份在马里兰大学附近住了四周，美国房东Jacob夫妇非常热情，他们时常举办各式聚会，一次邀请我和邻居参加万圣节party，美国人的日常口语比教授讲课要快得多，因此，看着一大堆美国佬在那里谈笑风生，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一句话都插不上，心里很是着急，在想，“awful！”觉得自己像个傻瓜，自卑感油然而生，可又不好意思离开，于是硬着头皮坐在那儿，尝试调整心态，“反正他们也不认识我，脸皮厚一点吧”。这一招果然有用，因为对于日常美语，尽管速度很快，但听得多了自然慢慢就能懂。 其实，上述情境的尴尬不仅是语言的障碍，还有社会评价的恐惧。因为我们都害怕被别人看扁，怕别人知道我们听不懂，也害怕别人笑话我们说不地道。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我们自己误以为被别人瞧不起，而事实上对方根本没有在意。所以还是要脸皮厚一些。记得在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导师曾经交给我们一句口号，“我知道我笨，但我不在乎！”至今，这个口号还一直在帮助我克服社会评价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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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的跑火车，是老美眼里的不负责

在思维习惯方面，美国人相对刻板严格，诚实守信。而中国人往往随意灵活，言行不一。比如美国人对承诺的事情会很认真，所以当你说想和他有个什么合作的时候，他们很当真，在多年的中国文化熏陶下，我自己也经常嘴里跑火车。 有一次我和马里兰大学心理咨询系的主任见面，随口说了一句想和他们合作组织国内咨询师的培训，主任就当真了，煞有介事的找来他的团队讨论，并约我进一步落实操作细节，而我最初也就是随便那么一说，并没有真的决定好要做这件事情，搞得对方认为我很不讲信用，我也很自责，但又想想，在国内工作的时候，不是经常这么不靠谱么，而且周围很多的人也都像我这样。 从访谈中我了解到，留学生们也时常不能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说话做事不计后果。一位学生谈到自己曾经为迟交作业寻找借口，就编了一个生重病的理由，但是美国老师非常重视，通知了院系领导和校方，弄得难以收场。我近期还看到一个报道，一位留学生因为对老师的期末评分不满，在社交网上扬言要仿照美国的卢刚，予以报复，尽管他随后道歉说自己只是为图一时之快，并不是认真的，但为时过晚，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

做还是不做是你的自由，问还是不问是别人的隐私

中美文化在人际边界上的差异也极为显著。首先是家长与孩子的边界，在成长过程中，中国家长往往习惯于包办，替孩子做大大小小的决定，孩子们失去了做决定的权利，就习惯把失败的责任也推给父母，反而不用自己承担，这种过度控制和过度保护，导致孩子长大以后缺乏自主性，对内心的想法不自信。而美国的家长会鼓励孩子发展独立自我，在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激发他们自主决定的能力，因此美国的孩子往往有更多独立的决策空间，他们能够对自己的内在成长负责。 此外，是朋辈交往的边界。在访学期间，有一次我和实验室的美国学者交流，我们开始谈论隔壁的一位教授，我自然而然的开始八卦教授的收入和婚姻生活，“Professor Snow 是不是每年收入几十万啊，他这么忙，整体泡在实验室，是不是家庭关系不好啊？”她听了我的问题后显得很尴尬，我立即发现在美国人眼里，自己已经严重触犯了他人的边界。还有一次，和房东jacob聊天，我问他，“你和太太结婚都十年了，为啥还不要孩子”。他保持沉默。其实这个话当我刚问出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后悔了，知道自己突破了他的人际边界。因此和本土的美国人交往，中国人总感觉到无法真正和他们做到亲密无间，就是因为人际边界标准的不同。

比分数重要的，是找到自我的方向

自我认同的主题对于高中或者大学本科阶段来美国留学的孩子尤为关键。半年期间，我所接触到的美国人自我认同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可以回答“我是谁，我喜欢什么，我想要什么”类似的问题，美国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梦想并为之付诸努力。由于文化的缘故，中国的父母管教严格，管控过多，中国学生更重视父母的期望，完成社会和他人给自己设置的目标，因此只是被动的完成任务，却搞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

因此会有很多留学生对当初选择的专业不喜欢、不满意的状况，因为这些专业是父母和社会为替他们选择的，金融、会计、管理那些所谓的热门专业。在这样一种成长背景下，一部分中国留学生的自我认同感很差，他们不能接纳自我。 特别是每当他们遇到课业压力大的时候都会非常的低落。一方面是因为对于学科的兴趣不足，学习动力不够，所以学习效率低或者不愿主动摸索新的更好的学习方法。另一方面，因为自己找不到其他可以证明自己兴趣所在的方式，他们会误以为学科的成绩就是自身能力的体现。“我是一个在美国学习金融的大二学生”，这是常见的留学生介绍自己，定义自我的方式。如果考试分数不够理想，就变成了“一个GPA3.0不到的金融学渣”，好像自己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把GPA刷上去。 但是等GPA真的刷到很高以后，有会发现其实这个分数，这个毕业文凭也无法定义自己。学习的专业只是自我认同中一个小小的面，文化倾向，价值观，性取向，爱好等等都是你需要去探索和明确的，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方向。 特别在毕业后找工作决定去留的时候，留学生还需要考虑自己是更还认同中国还是美国的文化和环境。我访谈的一位留学生甚至不认同自己的中国身份，千方百计地摆脱身上所有的中国痕迹，比如不讲中文，不和中国人交朋友，不谈论自己的历史。这样的方式不是不被允许，但是有些文化印迹是无法摆脱的，刻意的抹杀反而可能会带来自我迷失的问题。

害羞的你更怕孤独，学会寻找社会支持

在情绪体验方面，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18到25岁的个体会面临亲密对孤独的冲突，没有形成社交能力的留学生们会离群索居，回避与别人的亲密交往，因而产生孤立感。 中国留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显得更为含蓄，不善于情绪表达和情感交流。因而在适应过程中更易产生孤独寂寞感。而美国本土的学生更善于人际沟通和情绪表达，自然能够获得更多社会支持和情绪宣泄的机会。 在访谈中我也了解到，当遭遇孤独和寂寞，学生们所使用的积极应对策略，有的会直接找人帮忙解决问题，在和他人的相互麻烦和帮助中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子；有的会采用写情绪日记的方式，即在日记本、日历或者效率手册上记录情绪的发生与转化，“当时发生了什么，自己是怎么思考的，因此做了什么”。从日记中看到情绪发展变化的规律；有的会通过自我揭露，和自己的好友网络聊天，真诚的诉说自己的痛苦。还有的选择在网络上和陌生人聊天，因为这样不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上述方法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讲都很好。 遇到适应上的压力困扰，寻求社会支持是最有效的方法，这些寻求到的社会支持既可以是工具性的（即问题解决），也可以是情感性的（即情绪调节）。社会支持帮助我们更顺利的度过痛苦的适应过程，逐渐步入学习和生活的正规。

文｜刘海骅

个人公众号：未名湖里的seaho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