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青海玉树地震现场

据阿坝微博：截至8月9日8时10分，死亡人数增至12人（新增3人身份暂不明确），受伤175人（重伤28人）。被中断道路301线K79处已抢通便道，K83处仍有落石，暂无法抢通。

每当这时，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都会被人提出来：地震能够预测吗？为此，我们转载发表于《民主与科学》（ 2016年第3期）上对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培德博士的一篇专访，供大家参考。

记者：地震前会有预兆吗？比如动物的异常表现，或者天气的异常等，这些是否是地震的前兆？地震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些异常现象的？

王培德：大地震之前出现各种征兆，比如鱼儿上浮、翻白，动物纷纷逃窜，家禽乱叫等，这些现象在地震学中叫做动物异常。地震学界关于地震前兆的异常归纳了 8大类，动物异常是其中的一类，动物异常在地震之前确实有。

但是，造成动物异常的原因很多，比如猪拱圈或者牛躁动不安，可能是受到了惊吓，也可能是发情期，所以很难在事先看出这类异常与地震有关系。而很多异常都是事后回顾，这个跟地震到底有多大关系还很难说。

另外，出现异常现象并不是普遍和大范围的。比如有人报告家里鱼塘的鱼翻白、冒泡了，但是只有一个或几个鱼塘出现变化，别的鱼塘没有异常，如何以此来判断这就是地震的前兆？所以通过动物异常来判断地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图为九寨沟假日酒店群众紧急撤离

另外，地震学家如何判断到这些征兆是地震前兆？如果出现了动物、地电（通过地下的电流的变化）、地磁、地下水等异常，比如唐山大地震前，也出现一些此类前兆，河北地震局就注意到这些现象，有6名同志去现场收集资料，然后准备拿回去分析，但是没有等到回去，不幸赶上了地震，全部牺牲。

换句话说，如果他们知道会发生地震，还会去吗？还会牺牲在那里吗？所以说，完全没有知觉，那不是事实，但是要根据当时出现的异常，科学分析然后做出判断确实也很难，征兆和结果之间还有报大一段距离。

而且这些异常现象，非地震时也会发生。所以仅凭这些征兆，是很难判定地震的。迄今为止，人类关于预知地震的经验还不足，很多地震的征兆都是事后的报告，事前是不能确认的。

记者：从科学的角度，地震能够被预测到吗？迄今为止，世界上有没有成功预报地震的案例？

王培德：这个问题目前一直有争论。地球物理学家陈运泰院士曾经在《求是》发表一篇文章《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他的观点是对地震预报要持审慎乐观的态度。美国的一位地震学家Robert Geller就认为地震是不能预测的，他认为地震的发生是一个自组织现象，自组织过程是没有办法预报的。

当然，这个观点在世界上有的地震学家支持，有的地震学家反对。包括陈运泰院士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地球物理学家认为，地震不是自组织现象。原因是地震有地震带，有活动周期，这是不符合自组织规律的。

▲唐山大地震遗址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次强烈地震的能量如此巨大，相当于几千颗原子弹的能量在脚下聚集，人应该有所察觉吧？自然界是有反应的，例如一些动物，但人用什么办法去发现，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确切可行的办法。我们都在努力，想办法去觉察出来。

邢台地震到今年50周年，从人类历史看太过短暂，50年我们能够看到的例子、参考的经验也就100来个，给地震学家研究的例子才二三十个，所以，这方面的经验非常少。世界各地的地震学家在地震预报学方面还在不停探索，不这么做，这个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举个例子, 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他们在战后把主要精力放在抗震结构上，就是把房子盖结实，地震的时候房子能够抗震不倒，这应该是一条比较成功的经验。但是神户地震、福岛地震让日本损失惨重，如果有预测预报，在地震来临之前可以把核电站关闭，把反应堆停止，把天然气的管道关闭，那损失就小多了，福岛核电站后来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目前的经验告诉我们，抗震的道路不算错，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现在日本又开始回过头来搞地震预报。这就是人类对地震的认识过程。

迄今为止，世界上预报成功的地震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1975年2月4日发生在我国的海城地震。能够起到大规模挽救生命的预报地震的例子，目前只有海城。因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地震，那样的预报并没有意义。

对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意义要有恰当的评价，它证明了地震预报是可能的，但不等于说现在地震就都能预报。海城地震序列有它的特殊性，海城地震主震发生前几个月，当地小地震非常频繁。唐山地震之前就没有，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套用了海城经验。

现在已经认识到，地震有各种各样的类型，人类对地震的知识是很有限的，是在逐步认识的过程中。

记者：2008年汶川地震前有征兆吗？

王培徳：很难说。当年唐山大地震时，群防群测，即使是中小学也有监测点，当时的信息是比较多的。但是几十年过去，地震在我国并不多。所以，人们的警惕性开始放松。很多群测群报点就没有坚持下去。

所以，汶川地震前这方面的资料远远不如唐山大地震的丰富。据报道，汶川地震前也有一些前兆的报告，例如动物异常，但所面临的识别困难与唐山地震之前面临的问题并无实质的区别。

▲汶川地震后的北川

记者：我国在地震预报方面的科技实力如何？

王培徳：研究机构有的省有，有的省没有，科研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到我国全国不过二三百人在从事地震基础性的科研，有可能实际力量还不到这个数。

在地震系统，目前在职员工不过万人左右，有相当一部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相当一部分人员要做台站管理，不直接从事科研，全国有超过1000个台站，要把这些台站维护好，每天都要上报数字，所以很多本科毕业生从事数据监测。还有一部分在职人员从事抗震工程方面的工作，还有一部分人员做仪器研制。所以，真正从事地震基础科学研究的力量就很薄弱了。

我所在的研究所在陈运泰院士的带领下，有一个团队从事震源研究，还有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有几位教授也有带领团队在做，全国仅有这些。在研究所中也不全是直接从事地震科研，有很多业务工作，比如平常的检测、台站报告的评估，还有每次地震之后的评估，都由地震工程学家去做，这非常重要。

比如汶川地震后要交给中央一份震害分布图，以便很快指导安排救灾，中央需要知道什么地方最重，什么地方轻一些。还有每次修大桥、水库、核电站之前的地震危险性评价，也需要地震科研人员来完成。当然还有一部分科研人员从事地震预报，可想而知还有多大的力量。

而且地震预报的难度非常大，对人才的要求又非常高，从国际上看，大型地震预报的项目还要投入大量经费，所以，陈远泰院士呼吁“地震预报要知难而进”是很有道理的。

记者：在我国，地震几级达到预报的标准？地震局对地震预报是如何规定的？

王培徳：5级以上达到预报的标准。自从邢台地震后，地震局对地震预报规定了一条政策——预报成功有奖，预报错了不罚。结果导致很多人预报，反正错了不罚，报对了还有奖。

其实很多预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比如说“某地在未来一年内会有一个6级地震”，谁也不可能因为一个6级地震而离开家去外面躲一年。

后来地震局要求细化地震预报——时间、地点、震级必须明确，震级不超过正负0.5或者1级，超过这个范围则预报无效；每一级地震预报的时间窗多大，太宽了也不能算成功，比如时间窗是一年或者两年有什么意义呢？最后由地震预报人员填表，填上三要素，一式两份，地震局一份，预报人一份，成功了奖励。

这就是我国地震局对地震预报的政策。

▲唐山大地震后被震弯的铁路

地震局拿到预报后，会组织专家会商，如认为发震的可能性大，再逐级上报，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16条的规定：“国家对地震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地震短期预报和临震预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程序发布。”北京市的预报要上报国务院。这样就避免了乱报。

记者：目前为止，政府没有预报过地震吧？

王培德：是的。而且在全世界，只有我国实行由政府进行地震预报的制度。从法律和政策上看，地震预报到目前本身还是不确定的事情。地震预报是科学探索，探索具有不确定性，不确定的事情怎么能由政府发布预报？

地震预报和气象预报不同，气象预报要成熟得多。在这方面，美国做得比较好，美国有地震学会，政府授权地震学会，是否有地震，让科学家自由探索和发表看法，并且可以把自己的研究公开发表在学术期刊上，至于发表的观点是否被公众采纳，则由公众自己来决定，公众可以信，当然也可以不信。

所以，政府应该只做确定性的事情，不能确定的事情，应该由科学家和科学团体去探讨和争论，这样对公众是有益的。

日本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地震预报上，政府不设专门机构，即日本气象厅不承担地震预报职能，日本政府把地震预报的课题交给大学教授，并提供项目经费，由大学的科研人员去做地震预报工作。这也应该是我国地震预报未来的改革方向。

我国唐山大地震后，天津的百姓用砖头和墨水瓶把地震局的玻璃全部砸碎，地震局当时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目前对地震工作也有很多不理解，一直都有公众提出要取消地震局。

记者：我国住宅的抗震标准是几级？

王培德：各地方不同，北京的抗震标准是8度。一个地震只有一个震级，但是有很多烈度，即地面的晃动和破坏程度。比如唐山地震是7.8级，震级是一个，但是烈度是不一样的，唐山中心是10度和11度，天津是7度和8度，北京是6度和7度，距离震中越远，震得越轻，烈度越小。所以，当年唐山的烈度最大。

烈度一共分为0到12度，12度是极限，定义是山川变异，河流改道。我国的祁连山曾经有过一次8.1级地震，但是在无人区，地震局的专家曾经去考察，从地表看地层的断裂有200公里长，改变得非常厉害。

另外，自然现象和成灾是有区別的，自然现象和能否成灾是两码事。比如祁连山地震，震级很高，但是没有死人，没有倒塌房子，所以不能成灾。但是，汶川地震正好在人口稠密区，房屋倒塌，人员死亡，这就成了灾。

现在地震死亡人数和社会发展是有相关性的，同样的地震，在发达国家死亡人数会很少，在欠发达国家死亡人数就会很高。

记者：近期，全球的地震比较频繁，是要爆发大地震吗？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王培德：地震起起伏伏是正常的现象，频率有高有低是正常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从1949年到1966年我国华北和中部地区几乎没什么地震，1966年邢台6.8、7.3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然后，东部地区经历了大约40年的地震平静期。2008年汶川8.0级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等一系列地震，发生在西部，地震就是这样起起伏伏，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大概会有个周期。

▲被地震损毁的桥梁

记者：地震来临时，公众如何面对？

王培徳：我国公众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比较弱。目前，媒体对地震的报道有些是不正确的，过于片面，追求行为效应。比如汶川地震，记者往往报道抓眼球的新闻，比如从废墟里救出一个人等。当然，我们坚持这个原则，只要有生的希望我们就不放弃。

但是媒体却往往忽略另外一个方面的事实，地震发生后，受灾和死亡的比例通常是一百比一，这是什么概念？100个人中99个是受灾，1个是罹难。什么是受灾？没房子住、没水喝、没饭吃、没医疗，在地震发生后，99%的可能是落在这个范围内，但是目前没人告诉公众你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局面。

在美国和日本，他们的房子盖得比较结实，抗震性能强，更重要的是，媒体告诉公众，家里的架了上放的花瓶，墙上的画要固定好，不要一碰就掉下来，要在家里储备两到三天的水、巧克力和饼干等应急食品，有小孩的，要多预备奶粉等。

居住在地震带上的居民，更应该对地震有忧患意识，要有防灾的意识。但是，汶川地震发生时，北川的基站倒了，电话打不出去，24小时内一点消息没有。北川就在地震带，如果县政府哪怕预备有一部卫星电话，把现场情况及时和外界沟通，那么救援人员的进入就会早很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就会减少很多。这是我们要吸取的教训。

记者：日本是地震多发国家，在预防地震和抗震方面对我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王培德：第一是抗震结构。从科研角度出发，日本的结构抗震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很有成效，这跟日本对地震预防科研及早的投入和研发，以及口本多震的地理条件有关。

一方面日本国民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另一方面防震减灾已经纳入日本小学的教育，经过多次演练，所以一旦发生地震，整个社会非常有序，日本民众都是排队去领救灾食品，从不哄抢。

我国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个时候毎个人都有所属的单位，就是一个组织，所以，以单位为依托，那时候的救灾抢险可以做得比较有序。现在情况发生很大改变，人口分散，流动性很强，很难组织起来，如果发生大的地震，如何把分散的人员有序地组织起来发放救灾物资，将是一个很大挑战，这也应该是新时期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王培德最想告诉大家的，地震预报不过关最根本的是地震科学还没有发展到所需要的程度，归根结底是科学问题。

*本文摘编自《民主与科学》，2016年第3期，原标题为《地震能够预测吗？》为便于手机阅读，我们进行了删节，重新分段，个别字句做了调整，并重新制作标题，配了图片。如有引用，请核对原文。因无法联系作者，欢迎版权单位和作者与我们联系稿酬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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