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题为《炫耀性消费已终结，现在是无形消费时代》的文章，讲了这么个事儿，美国的精英阶层们已经不用奢侈品炫富了，他们有了更高级的方式。

文章援引了经济学家Veblen对“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解读，即人们将物质消费当作衡量社会地位与身份的标准。

比如，使用银器，曾在欧洲被看作上流社会的象征。游艇和带有全套智能安保系统的度假别墅，一度是欧美富人的标配。

放到现如今的国内，似乎女士的特殊皮质爱马仕铂金包，男士的奔驰s级轿车和白手套司机，被看作是有钱有地位的符号。

它们都属于Veblen理论中的炫耀性消费品。

但为什么现在说这种“炫耀性消费”在美国社会终结了呢？

“炫耀性消费”在美国社会终结要归咎于20世纪的大规模生产经济。

制造业大量外包给中国导致随处可见Made in China的标签，以及对新兴廉价劳动力和原材料市场的开发，使得原本一件难求的”奢侈品”成为了不难获得的“商品”。

在美国，一些普通或过季款式的gucci, fendi包，ferragamo皮鞋，在打折季时像白菜萝卜一样被堆在货架上。或者你去中国游客钟爱的奥特莱斯看看，那里终年陈列着平价的名牌商品。

美国女大学生不用“裸贷”就能买苹果手机，不是因为她们更富裕或者更聪明，只是因为新款苹果手机可以以299美元的首付，每月话费外加40美元，一年内还清全款的政策轻松获得。

不仅苹果手机可以贷款，价值十多万美元高级车辆的租赁方案，也让普通人有了开好车的机会。

我在美国的同事有一辆路虎揽胜，付过2000美金的首付后，每月只需再缴纳800美金的月租。3年使用期到，他可以选择付清剩下的5万美金，获得这辆路虎车的所有权，也可以退还给车行。

这是所谓的消费民主性。然而，民主性显然破坏了特殊性。

精英阶层们感到了不安，他们迫切需要用新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优势。

在讨论精英阶层的“新手段”之前，究竟是谁处于美国社会金字塔尖上的精英阶层？

根据07年的调查数据，《纽约时报》总结，进入美国社会前1%的门槛是年收入38万美元，但如果按净资产计算，你需要拥有至少840万美元的资产进入这个阶层。

在纽约，需要年收入达到60万美元，方可跻身城市的1%；

在三藩，需要达到55万美元；

在波士顿，需要达到52万美元。

他们是医生，是集团律师，是对冲基金的管理人。

从07年到17年这10年期间，这一群人的消费习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数据显示，美国精英阶层花费在物质上的钱明显减少，普通中产阶级保持稳定。

在那些你看不见的地方，比方说教育。

前1%的人中，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6%。

普通中产，教育开销占家庭年收入的1%。

教育投入显然不属于炫耀性消费，甚至不是物质层面上的消费。

它是无形的，长期的，但也是最昂贵的，普通中产无法支付的。

文化资本是一种通过教育洗礼，历练而成的个人优势，与生活品味息息相关。

奢侈品已经无法让他们有安全感，于是他们停止了普通中产也渐次加入的炫耀性消费行为，转而通过文化资本建设，在自己以及下一代周围构筑起一座坚实的壁垒，将他们与其他人彻底隔离开来。

这种“隔离”非常微妙，是否有阅读《经济学人》之类财经杂志的区别，是去超市购买加工食品还是有机蔬果的区别，是有无定期去健身房习惯的区别。

两个人或许穿着打扮不相上下，甚至普通中产会看起来更加富贵，然而一开口说话，一暴露自己的生活习惯，阶层之分高下立判。

事实上，这群人离我们并不遥远，在当下的中国，不乏这样的“有抱负阶层”。

前两天在搜狐教育上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加入了个国际学校家长群，然后吓死了》，说实话，看完我也被吓到了。

有个小朋友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大家问小朋友的妈妈，小朋友是什么英文水平。

这个妈妈平静的说，“我儿子小学二年级，去美国可以给我当翻译，他在修第二外语，每周会有20小时的第二外语课。”

现在我们国家最富有那群人的下一代受到关注，大多还是因为花花新闻。

但可以肯定，未来中国的精英阶层中，会出现越来越多像川普之女Ivanka Trump，巴菲特之子Peter Buffet这样的财富继承人。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国内的阶层固化，翻身很难，但当金字塔尖被这样一群人占领时，才叫真的没有机会。好在还没有，我们还可以努力。

中国和美国国情完全不同，但美国精英阶层们的消费行为依旧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至少它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有钱人在做什么，把钱花在什么地方可以让财富保值甚至增值。

但生活中更常见的，是那些咬咬牙去买一只好包，一双名牌鞋子的人。

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你要知道，你与你想要成为的那种人，相差的，真的不是几只包，几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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