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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道：“我从洛杉矶出发，目前正在旅游。我有签证的。” 她吐了口气，称：“我不在乎你有什么！” “对不起，我以为这是签证盖章协议的形式，我做错了什么吗？“我低声说。

“你的签证逾期了吗？” 她冷笑了一下。“没有！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迅速回答，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你已经逾期了2次！”“我很抱歉，但请告诉我你指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签证过期的事。”

她咆哮着说：“你是这里的记者，对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做了什么？“我畏缩了下，惊呆了，对这一切仍然云里雾里。我还未来得及开口，就被遣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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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故事：几年前，我有幸从全职编辑转变成了一名自由职业专栏作家。我直奔在好莱坞山的堂兄弟家，作为美国之旅的起点，而办一个ESTA 签证应该已经足够。为了满足ESTA 签证的规定，我在挪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澳洲都待过一段时间。每次我都会密切注意启程日期，并在抵达美国时给我的护照盖章。

后来我发现可以申请一个签证，可以让游客在国外停留更长时间。我几乎立即飞回了澳洲，申请并获得了这个一年签证。在美国待了4个月后，我因工作再次回到澳洲。2016年3月中旬，当我回到美国时，便遭遇了一场“飓风”。

清晨6点半，在洛杉矶的一间密室内，我坐在一个灰色的塑料座椅上，恐惧到浑身几乎僵硬。护照遭到扣押，电话也被禁止。“我们已经确定，你一天内在2个不同场合逾期停留，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可以给我日期证明这发生过吗？””系统显示的是你现在有一个B1 签证，对吗？““是的。”

“当你申请的时候，对于是否在美国逾期逗留的问题，你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当然是否定，我不相信自己会逾期。”“那么也就是虚假陈述和欺诈行为。现在你不能进入美国，将被扣留作进一步的询问，而且你的手机也要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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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就此开始。我被带到一间后屋，经2名女性工作人员搜身后，被送到另一间荧光灯照亮的小房间，里面已经有6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2张担架，一张上面盖着毯子，毯子下方偶尔会动，说明有人。我缩进角落，在接下来的4小时内，我会留在这里。睡醒时偶尔会听到一些中东籍的拘留者遭遇种族虐待的事。

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被不同的工作人员审讯，他们总是想让我承认我没犯过的罪行，然后会说：“看，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我们一直争论下去，明天就不能送你回澳洲，然后继续讨论，你真的想要吗？”

飞行了20个小时，再加上被关押10小时，现在我的理智已经到达极限。这些人根本不想要真相，他们需要的只是他们想要的真相。

我最后只好承认有一个逾期日期，工作人员也终于让我知道具体的逾期时间，说：“你只要回家，拿到合适的签证再回来就行！你会没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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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回家后，多个律师给我的答复与美国海关工作人员的完全不一样。在律师看来，我确实被强迫了，而且我的惩罚是他们所看到的最严厉的一个——立即执行5年禁令，因虚假陈述终生不得进入美国。在美国人眼中，这项惩罚比强奸或谋杀罪更严重。

在家里，我整天紧张不安，几乎无法入睡，接受了各种可能有帮助的治疗方式。4周后，我几近崩溃，从早到晚一直抽泣，吃不下饭，体重骤减12公斤。医生诊断称，这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开了抗抑郁药物。

3个月后，我决定再次出发旅行，一方面是为了克服我对海关日益增长的恐惧，但更多的是自己已经毫无热情回到“正常”的生活。我希望通过旅行，能为生活找到下一条道路，也许最重要的是，不再有想回到美国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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