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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网易浪潮工作室

也许从你有记忆开始，中国的一线城市就一直是北京、上海、广州，后来加入了一个深圳。

但最近几年，不少城市蠢蠢欲动，开始觊觎“一线城市”的称号。在中文互联网的各个主要战场，你可以看到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城市辩护：重庆人说我们有摩天大楼，天津人说我们离首都最近，苏州人说我们的园林和现代城市完美结合，南京人说我们可是六朝古都，武汉人说我们不仅是九省通衢还有百万大学生……

围城的人想出去，围城外的人想进来。那么，谁最有希望成为下一个一线城市？

一线城市是什么

如果你从事城市研究，那么你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多到让人头晕的城市名词。

“一线城市”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定义，而是一个房地产名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国家统计局进行住宅销售价格调查的城市有70个，专家学者在分析房地产市场时通常将这70个城市划分为一、二、三、四线城市，其中一线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但是“一线城市”的标准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2017年10月27日，上海黄浦江一景 / 视觉中国

除了“一线城市”，还有“超大城市”。2014年国务院说，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就叫超大城市。但《外交政策》又说，交通基础设施，比如高速公路、桥梁、高铁，也是中国超大城市的考核指标。

除了“超大城市”，还有“超级城市”。在城市学者McKinley Conway那里，超级城市不仅要能满足居民的生存性和社会性需求比如食物、健康、安全、教育等等，还要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健康有活力的经济环境。但到了哈佛设计学院教授Diane Davis那里，超级城市甚至可以影响大众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

其实，不管是用“一线”、“超级”、“超大”、“首位”还是别的什么词语来形容一个国家的顶级城市，它们背后所采取的衡量指标都是相似的，也是不断在改变的。1999年时，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就能被称为超大城市，到如今，这个数量扩大了不止10倍。

2001年春运，广州火车站，人们从这里奔向各个角落 / 视觉中国

但一些基本的衡量指标轻易不会改变，比如人口、交通、经济长远发展等。所以，我们先用人口和GDP两个硬指标，选出几个备选的“一线城市”，再通过更加精细的指标找出最有潜力的城市。

目前，除了北上广深，人口超过一千万的城市，至少还有10个，包括6个直辖市或省会城市重庆，成都，天津，石家庄，武汉，哈尔滨，以及4个地级市苏州，保定，临沂，南阳（2016年数据）。但保定除了有驴，临沂除了有杨永信，南阳除了有诸葛亮，似乎都不太够得上一线城市的标准。

2017年01月31日，河南南阳，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是一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 / 视觉中国

考核完人口，再看一下2016年GDP排名前十的城市，前四名不用说，肯定是现有的4个一线，余下的6个城市按顺序分别是，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

综合以上这两个基础指标，可以列出如下候选城市，天津、重庆、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江苏省会，2016年GDP排第11的南京。

在这些城市中，有一个在基础数据上的表现远远超过其他候选者，重庆。重庆目前有3048.43万人口，不仅远超其他所有候选者，比北京（2172.9万）和上海（2419.7万）还要多，重庆的辖地面积82400平方公里，也远超上述讨论的其他城市，体量庞大的GDP背后是同样庞大的人口和地域。

2017年6月18日，重庆江津，花椒种植是当地人赖以生存的产业之一 / 视觉中国

但重庆却有一个硬伤。在重庆的行政版图中，有许多地区尚以脱贫为目标，这也导致重庆的城镇人口比重仅占全部人口的62.60%，是候选城市中唯一没有超过70%的。鉴于这几项基本数据，重庆虽然欣欣向荣，爱唱红歌，但离一线城市还有相当不小的差距。所以，在这次的讨论中，重庆率先出局。

长三角还是京津冀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线城市不止是GDP数据的集合。人们对城市的感知永远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一线城市永远意味着更好的生活，衡量生活好坏与否，最直接的标准就是钱。

所以，我们决定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做为指标，即家庭总收入扣除所得税、社会保障费及调查户的记账补贴后的收入，可以直观地反映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的财力。

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各市2016年统计公报

从这个图表中能看出3个明显的数值洼地：天津，武汉和成都。

除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3个城市还各有软肋。天津是空气质量，根据环境保护部的数据，在2016年11月1日到2017年2月1日的三个月之间，天津空气质量在严重污染级别的有7天，重度污染有17天。

同一时间段在候选城市中，除了成都有1天严重污染，17天重度污染，其他城市都没有严重污染天气，重度污染也都在1-3天之内。想想每年冬天不绝于耳的京津冀雾霾新闻，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作为一个常年为北京“做贡献”的城市，逢冬必霾的天津怎么可能有跻身一线城市的希望。

2016年11月04日，天津，雾霾天大爷大妈以整齐的步伐跳起“僵尸舞” / 视觉中国

武汉的软肋体现在经济发展潜力上，虽然上述城市的GDP都在不断增长，但武汉和苏州是唯二两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负增长的城市，还是唯一一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负增长的城市，这实在让人怀疑武汉到底是不是“九省通衢”。

武汉吸引不到投资，也留不住人。武汉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数量位列全国城市第三，但是毕业生们大多不愿意留下来。从2007年开始，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逐年递减，2011年首次跌破50%，仅为47.04%，难怪武汉不惜用“买房租房都8折”来挽留大学生。但这个政策还是惹毛了毕业生，因为他们发现8折的房子只是安置房。

2017年6月12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4500名毕业生拍毕业照，这些人大部分不会留在武汉 / 视觉中国

那成都呢？成都最大优势是美女太多，最大的劣势是位置太偏。成都距离发达的东部沿海较远，周边也尚未形成大型都市圈。而其他城市要么身处京津冀都市圈，要么身处长三角都市圈，这些都市圈内部的交通都比较便捷，城市互相能够抱团取暖。武汉虽然也是单兵作战，但好歹处于四通八达的中部枢纽。此外，成都跟重庆一样，也面临城镇人口比例过低的问题，仅有70.6%，比其他候选城市都低。

不是首都，又各有软肋，天津，武汉和成都恐怕也很难成为第五个一线城市。

最后剩下的三个城市都来自长三角都市圈，苏州，杭州和南京。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乍看之下这三个城市在长三角地区简直是三台大型人口抽水机。但这三个城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却存在巨大差异。

2017年7月2日，南京，火烧云 / 视觉中国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合作开发构建了一套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用来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这套新的指标框架由五个主题构成，分别是：经济发展、社会民生、资源环境、消耗排放和治理保护。

根据该指标计算出的2015年70个大中城市可持续发展状况排名，杭州排名第4，南京排名第10，苏州甚至没进前30。

如果说这个衡量系统过于繁复，且算法不完全透明。那还可以使用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指标来审视，单位GDP能耗，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地区）每生产一个单位的国内（地区）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

2015年单位GDP能耗 / 各市统计年鉴及其他政府公开数据

不难看出，苏州和南京的单位GDP能耗明显高于杭州以及现有的一线城市。这个结果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三个城市的工业结构，在南京和苏州，工业企业总产值对重工业的依赖，远远超过杭州。因此，南京和苏州，也可以淘汰了。

杭州希望有多大

多轮筛选之后，最后只剩杭州。杭州到底好在哪里？杭州是全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2016年，杭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2185元，仅次于北京、上海、苏州。

相比其他城市，杭州是民营企业的天堂，根据全国工商联经济部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浙江省以134家的数量名列第一，其中仅杭州市就拥有50家。

2013年10月11日，杭州，浙商博物馆。没有几个城市有资格吹嘘自己的成功企业家 / 视觉中国

杭州也是创业者的天堂，科技部的一份报告显示，2016年杭州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那些发展速度快、稀少、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企业，总估值达到了1335亿美元，占全国总估值27%。要知道，隔壁上海的独角兽企业总估值也只占到全国的15%。

杭州还是唯一一个把信息经济加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城市，可以看出杭州市政府有多么得意。2016年，杭州信息经济实现增加值2688.00亿元，增长22.8％，占GDP的24.3％。其中，电子商务产业、移动互联网产业、数字内容产业分别增长45.2％、45.1％和35.0％。

或许用不着这么复杂的数据，阿里巴巴和网易，就已经可以代表千言万语。

2010年12月2日，杭州萧山，某快递公司浙江总部 / 视觉中国

如果回到十几年前，杭州其实并没有这么风光。21世纪初，上海逐步演变成一个现代综合服务中心。对长三角地区城市来说，上海就是一只吞噬一切的巨兽。杭州原有的一些中心城市的功能逐渐被上海所替代。与此同时，沪甬跨海高速通道的兴建，宁波、温台地区与上海的距离大幅度缩短，省会杭州沦为“不得不去办公文”的地方。

2001年，杭州前不见通路，后不见归途。当时杭州产值比重最高的不是什么信息技术，而是纺织行业。而当时的苏州借着外国人的投资热情，正在朝IT产业一路狂奔。2001年，苏州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制造业中所占比重达到16.43%。1998-2001年苏州市合同利用外资179.93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16.03亿美元，分别是杭州的6.53倍和6.7倍。

可惜苏州身处江苏。苏州是通过政府干预，组建大型工业园区，再运用招商引资和推动大企业和产业前进，制造了高速增长GDP，这个也被叫做“苏南模式”。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可持续性差。

2017年01月01日，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日出 / 视觉中国

但身处浙江的杭州不靠政府“扶持”，而是靠民间。截至到2017年9月，目前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总量的65％，贡献了全省54％的税收和80％的就业岗位，平均每11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而杭州作为浙江的省会，拥有产生自教育资源的人力资源优势的同时，也更多地享受到了浙江省私营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机遇。

不过，杭州也别高兴得太早，杭州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人口。有人，不一定是一线；没有人，那一定不是一线。

虽然根据官方数据，杭州的人才净流入率2017年前三季度达到11.78%，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位，被北上广赶走的外地人，正在用脚投票。但杭州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太少。2016年，杭州常住人口仅为918.8万人，外来人口182.8万人，比起一线城市动辄2000万的常住人口、800万以上的外来人口，杭州追赶起来实在有些吃力。

而且，在2016年6月中央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超大城市是上海，特大城市是南京，接下来才是Ⅰ型大城市杭州，划分的标准是城区常住人口300-500万人。此外，杭州市对2020年的城区人口规划已经有了一个数字，中心城区常住人口要控制在400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制在430平方公里以内。

2014年3月26日，杭州“限牌令”首日，车主挤爆公证处 / 视觉中国

尽管这种规划往往不会被遵守，例如北京、上海过去几十年做的人口规划都是远远超出，但规划还是反映了杭州地方政府的目光短浅。直到2017年，二线城市才意识到人的重要性，纷纷开启抢人大战。假如未来杭州不能拿出足够的诚意和吸引力，那它得来不易的地位将会很快消失殆尽。

所有二线城市，都正在变成一线城市

来源：新周刊（new-weekly）

对在广州CBD珠江新城某外企上班、家住近郊番禺的白领Michelle来说，一小时是下班的最短时间。她的大学室友小苑毕业后回到了家乡中山，供职于这座二线城市某家生产牙膏的知名外企。一小时对她来说，是从公司回到家并冲上一杯现磨咖啡的时间。

小苑羡慕Michelle在大城市的多彩生活，Michelle则羡慕小苑的小城市轻生活。

广州珠江新城傍晚时分的风景。图/视觉中国 

人口的增加、面积的扩张、经济的增长，这是城市从出现第一天起就不可逆转的趋势，否则它只能是乡村、城镇，而不能成为都市。当下中国城市化还在不断推进，二三线城市在努力“变重”，而一线城市则努力想“变轻”。

在《政治论》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关于理想城市规模的构想：“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即是能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出一定限度的国家……城市国家人口之最适应的限度，既是包括最大数目而能自给的人口，亦不因此而难以管理。”

亚里士多德此说给后人的启示是：过大的城市会出现“城市病”，但过小的城市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在经济学家眼中，亚里士多德的“最理想”大概等同于经济学概念的“最优解”，他们试图寻找一个更具体的“最优城市规模”。

雅典，古希腊城邦遗址。图/视觉中国 

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最优城市规模”的经典表述，是美国布朗大学城市经济学教授弗农·亨德森提出的“城市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形’关系”。城市需要发展，但不能太胖，达到一定限度（倒U形顶部）以后，城市需要变轻。

对二三线城市来说，还处在“倒U形”的爬坡阶段；但对北上广深来说，“变轻”迫在眉睫。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常住人口数分别为2173万人、2420万人、1404万人、1191万人，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增长率都在0.2%以下，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增长率则以超过4%领跑全国。

大城市地铁站，上下班时人流拥挤。 图/视觉中国

为了限制人口，让城市变轻，北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上海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广州虽然没有划出红线，但也提出适度控制人口规模。

2014年，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为1276.3万人，到2020年要实现城六区常住人口比2014年下降15%左右。这就意味着城六区将疏散近200万人。

让城市变轻，除了限制人口涌入中心大城市以外，还需要一线大城市去中心化。同济大学课题组给上海市的建议是：将松江、青浦、嘉定、临港设为新的城市副中心。但把人口导向新城区，比建设新城区难得多。

北京的情况也类似，北京市四套班子迁往通州，就是北京去中心化的重要一步。北京行政副中心建成以后，北京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搬到行政副中心办公，并带动相关部门搬迁，将实现40万人向外疏解。

建设中的雄安新区。图/Imagine China

还有一种让城市相对变轻但同时能发挥大城市优势的方法，那就是“城市组合”。京津冀都市圈、广佛都市圈、深港都市圈、宁波—舟山组合、长株潭都市圈、厦漳泉都市圈等都是典型的城市组合。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认为：“城市组合的目的是由分散走向集中，减轻区域经济内耗，降低交易成本。每个城市各有优势，分散开来，力量就不大；如果能结合起来，就可以凸显优势。”

“组合城市往往改单中心城市结构为多中心城市布局，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进行城市布局，从而充分考虑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克服大城市发展中带来的一系列予盾，如发展空间局限、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中心区坏死、水资源短缺等问题。组合城市中的每个城市如果能够从总体的角度进行统一规划，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既能节约资金，又能提高效率。”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深圳湾大桥。图/视觉中国

10年前，英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小组比较了全球32个城市的居民的步速。他们发现，中国居民步伐最快的城市是广州，在全世界排名第四，走完60英尺仅需10.94秒。

10年后，广州人的步速并没有降下来。但走路走得快的广州人，反而对慢生活体会更深，也更幸福。2017年9月，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发布2016年度《幸福中国白皮书》。从总体上看，东南地区民众的幸福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排在“幸福城市排行榜”第一位的是四川省泸州市，北上广深则被排在百名以外，排行依次是“深广上北”。

大城市在变重，小城市也开始出现虚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2012年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时认为：“不光大城市有病，小城市也有病。用一句不是很严谨的话来说，有病的大城市，也比没有病的小城市强。”

蒸蒸日上的中山市房地产。图/视觉中国 

如今的现实印证了周其仁5年前说的“小城市也有病”：小苑在中山的轻生活在一夜之间变重。她在中山的平均房价5000元/平方米的时候没有出手，去年，在“深中通道”消息的刺激下，成群结队的深圳人开着粤B牌车到中山抢购住宅，使得中山的平均房价翻了两三倍。

对中山本地人来说，有房者资产膨胀，没房者购买力缩水。本来过着轻生活的小苑，面对房价暴涨，心情变得沉重。中山还没变成大城市，似乎就被对岸的大城市深圳传染了楼价飞涨这一城市病。

让城市变轻是规划者的工作，作为市民，只能想办法让自己的生活变轻，不做买房客做租房客算是一种。

 温馨的出租屋。

而广州，“租购同权”的政策似乎让无房产者看到了孩子获得平等教育权的希望；“集体土地建租赁住房”让城中村蜗居者憧憬未来能有更体面的居住环境。在大城市里买不起房，租一个套间并精心布置，也能过上惬意的生活。

不必背房贷，不必在拥挤的CBD上班，甚至出门也无需带现金，走到哪里都不焦虑。或许，逃不出城市的人们可以远离城市中心，甩下让人心情沉重的资产负担，过上一种轻生活、慢生活。

来源：网易浪潮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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