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an, Teva, Collectis, Insys, Synergy, Supernus等制药企业从新年第1天起就启用了涨价后的新药价。Allergan对其生产的18种药品统一涨价9.5%，其中包括治疗阿兹海默症的Namenda XR，治疗慢性便秘的Linzess，治疗高血压的Bystolic等多种常用药物。过去曾因高药价被频繁炮轰的Horizon将生产的4种药物售价均提高了9.9%。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新年伊始就有30多种常见药物涨价，但没有一种药品的涨幅达到10%。这是源于2016年时Allergan首席执行官Brent Saunder所谓“社会契约”的定价誓言。在那一年对于药企定价的猛烈抨击浪潮中，Saunder表示制药行业需要对定价机制有所约束，不然将面临监管改革。

Saunder表示他的公司会将药价每年涨幅百分比限制在个位数。这一表态得到许多同行的加入，还有其他药企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该说法。虽然大部分常见药品的价格涨速在最近1年多因为这条不成文的“规定”放缓，但与美国2%的普遍通胀率相比，药企行业特有的定价策略仍显“迅猛”。

更何况，还有不少企业并不接受涨幅上限。Pfizer在去年6月一次性将伟哥等近100种药物的定价平均提高20%，而Celgene生产的Revlimid（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Pomalyst（抗血管生成和免疫调节剂）也在去年分别涨价19.8%和17.7%。 

有团体抗议Pfizer大幅涨价

对于制药行业定价的批评在过去更为激烈。用于治疗潜在致命过敏反应的EpiPens药物的2包装价格在2016年从160美元飙升至600美元，“臭名昭著”的图灵制药的Martin Shkreli将艾滋病和癌症患者使用的一种老药价格从每片13.5美元猛涨到750美元时，不仅招致媒体的口诛笔伐，还引发了相关调查和法律诉讼。此外，国会议员和政治人物也纷纷对控制药价发表看法。川普在当选总统后也曾表态，称制药行业是“逃跑的谋杀犯”需要改革。

虽然围绕药价的口水战在公众和立法者间已经持续了多年，但始终没有相关的提议在华盛顿得到过响应。而当焦点慢慢从制药行业离开后，药价在今年能够继续维持“缓慢”涨幅成为未知数。

在誓言限定10%涨幅的同时，Allergan在去年9月宣布一项专利转让协议，以每年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眼科药物Restasis转让给纽约的原住民部落。这项策略被认为是该公司对抗低廉价格仿制药竞争的新措施，与其控制药价的承诺背道而驰。

仿制药是指与商品药品在剂量、安全性和效力、质量、作用以及适应症上相同的一种仿制品。专利药品保护期到期后，其他国家和制药厂即可生产仿制药。目前，仿制药占到美国处方药比例的89%，但费用仅占26%。与商品药物价格节节攀升相比，美国仿制药的价格在过去16个月内出现了价格下滑。 

这罐新研发的基因疗法特殊药定价85万美元

用于治疗癌症、丙型肝炎和多发性硬化症等疾病的名贵药物通常仍处于专利保护期，这些特殊药的价格往往更高。Spark公司日前发布了一款用于治疗可能导致失明的遗传性罕见疾病的一次性基因疗法药物Luxturna，定价设定在85万美元。Biogen治疗脊肌萎缩症的新药Spinraza，第一年花费为75万元，随后每年治疗花费37.5万元。而用2014年价格作标准衡量，治疗癌症的月度年花费在过去40年内翻了100倍。

保险公司也在药价增长中扮演着微妙角色。它们一方面会得到来自药企的折扣，另一方面也掌握着引导消费者购买何种药物的能力。通过和保险公司的谈判，药企的收入增长还可能通过消费者的保费增长得以实现。一些药企会使用发放共同支付(Co-Pay)优惠券的方式吸引消费者购买其药品，而这种做法掩盖了药价上涨的本质：因为有了优惠券，消费者在购买商品药物时可以避免了高额的共同支付，从而放弃了更低价格的商品药物或仿制药，保险公司因此会付出高昂的药价，但支出会在升高的保费中由消费者最终买单。

另一方面，药企本身却对民众将高药价的责任全推在他们身上有些“不服气”。

“你知道究竟是谁决定了药价？超过三分之一的药品定价被返现给了中间人——保险公司和经销商。”在2017年，强大且资金雄厚的制药行业游说者已经开始利用全国性广告动员、白人报纸和讽刺漫画，试图将公众的怒火引向药品经销商(Pharmacy Benefits Managers)——搭建消费者和制药企业间供应链的人群。

制药行业的这一举动将他们与药品经销商之间的行业竞争公开化，不仅分散了民众的注意力，更为重要的是封堵在国会立法上解决药价过高问题的实际行动。因为这一步把问题分解成涉及多行业间的相互指责，让问题本身复杂化，变得难以理解，不易解决，也把制药企业在药物定价中的角色模糊化。 

药品经销商是代表保险公司和雇主与药企协商药物折扣的营利性企业，诸如Express Scripts Holding和CVS等大企业也属于这类范畴。他们通过保险公司和雇主支付的费用和制药公司的回扣赚取利益。制药公司因此指责药品经销商越来越高的回扣导致了药品标价的上涨。药品经销商则辩称，通过协商获得折扣的90%都给了消费者，并援引数据表示药价上涨与回扣没有关联，药企才是药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争议的焦点在于市面上药品的价格往往不止一个。药品会有官方标价，但很少有人真正支付这个价格。制药企业、药品经销商以及保险公司和雇主通过协商制定出一个隐形价格，而消费者最终支付的价格取决于他们的医保计划。令人费解的定价机制也延伸出各方各执一词的说法。按照药品经销商的说法，他们在过去十年为雇主、消费者和政府省下了6540亿美元。而制药企业则指出，高deductible计划的消费者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好处，而药企自己还要承担研发新药的风险。 

川普曾大肆批评药企，上任后却无实际行动

药企的说客们反复强调一定要理顺这一问题中的各方角色，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实际上使得问题的解决前景愈加黯淡。

他们的策略已经获得成效。在去年12月13日的一次国会相关听证会上，来自保险公司、分销商、医生、制药企业、药品经销商、医院和病人等各方的10位代表在长桌前一字排开。为了让场面更加扑朔迷离，各方还分别“结盟”：保险公司和药品经销商站在了一起；医师和病患组织中有些得到制药企业的赞助，他们倾向于反对药品经销商；制药企业又开始把药价上涨的锅分给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