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在过去十年间迅猛的人口发展主要是由于大量移民造成的。澳大利亚人口研究所（Australian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简称Tapri）的一项调查显示，54%的投票参与者希望移民减少。

但这其中存在一些差异，在希望未来减少移民的参与者中，多数人并未本科毕业，而这意味着教育水平很有可能影响到当事人对于移民形势的判断和评估。

2016年7月的澳大利亚选举研究（Australian Election Study，简称AES）数据表明，从事文科及传媒的72%参与者希望移民人数能够增加，其中49%是教师和学者。

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些并未获得高等教育学历的商业人士，他们是声援减少移民的最高声支持者。

AES数据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2016年选举中60%的候选人都赞成增加移民，只有4%持反对意见。

这一情况在工党和绿党候选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67%的工党候选人希望移民人口增多，呈明显不同的是，只有31%的工党支持者赞成这一举措。工党候选人在这一问题上与绿党候选人、而非自己党派支持者的意见更为一致。

在对待移民问题的态度上，政客处于远离普通选民的世界里。

一年后，也就是2017年，Tapri发现74%的选举人认为澳洲不再需要更多人口，54%的人希望能够减少移民。

但这些公共意见在政策上影响微乎其微。

原因有二：游说团体给政策制定者施加的政治压力，文化进步者（其中大多数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产生的社会压力。

在过去十年间，澳洲人口呈现井喷式增长，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移民迁入（如下图）。

（图一）

近年澳洲城市发展迅猛，大量移民涌入，尤其是悉尼和墨尔本这两座城市。调查显示，悉尼人口将从2016年的470万人增长到2046年的730万；墨尔本将从450万增长到730万。

除非移民减少，否则四十年后，城市人口可能还会突破730万。

但近年鲜有公众批评，也没有有效的政治反对，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移民问题因为缺乏负面的公众意见。那么为什么缺乏挑战者呢？ 

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在于政治。

移民高增长背后有雄厚的商业利益作为支撑，在政府内部则是财政部和澳洲储备银行。游说团体（the lobby）的宣传得到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即由澳大利亚自由党和澳大利亚国家党及其它关联地方性政党组成的右翼保守派联盟）和工党反对派（the Labor opposition）的支持。

多方合作意味着人口增长这一议题将不会在议会中进行讨论，其所形成的公众讨论是无论哪个党派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无论政府还是反对党都不热衷于制定明晰的人口政策。政客们对此保持沉默，主流媒体没有可以报道的东西，长此以往，有助于保持这一形势持续下去。

尽管74%的群众简称澳洲不再需要人口，两党合作和沉默意味着对于人口增加因果的政治讨论相当稀少。

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在于进步分子阶层（the progressive class），即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的态度就如同美国的进步运动那样，反对歧视、倡导多元化、社会公平，以及欢迎移民。他们偏向于世界主义者，对种族问题有着清晰的想法；对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一问题中就包括移民。

先前的研究显示，在人口增长的代价这一问题中保持缄默的主要集中于文化进步者。正是这些人最有可能将移民推动的人口增长的价值视为仇外心理的迹象，他们把支持移民与对寻求庇护者开放边界混为一谈，并争辩说移民问题必须得到政治家和记者极其谨慎的对待。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对移民、包括移民带来的人口增长的批评就是种族主义。

大多数进步主义者来自正在崛起的高等教育毕业生群体，他们的态度在尊重世界主义者、重视多样性、倾向于对寻求庇护者提供半开放或完全开放边界的校园文化中形成。

过去以经济上的资源再分配为鸿沟的左翼与右翼之差别已经被改写，新分歧在于社会和文化问题。现在如若想成为左翼，必须得在原住民利益、文化差异和寻求庇护者问题上持积极进取的态度。很多左翼分子在严肃的媒体文章和学术文章写作中都很积极，他们在公共讨论中扮演着“思想领导者”的角色。

根据2016年AES的调查显示，在对待移民的态度上，不同职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距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与非大学毕业生之间体现得尤为显著。

（图二）

图二体现了不同职业和学历人群对于移民的态度。调查人员对基本上所有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的学历都进行了分析。

例外来自于艺术类和媒体类的人士。他们的样本容量只有24个，12个本科毕业生和12个非本科生。即使只有24个样本，但结果也依旧重要。这些人中包括记者，媒体制作人和主持人，电影、电视、广播和舞台导演，作者，书籍和剧本编辑等。

尽管澳大利亚人口众多，但仍有近四分之三的人希望将移民人数增加到更高的水平。

艺术和媒体专业人士在促进或者打压辩论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国家的领导者或事实上的审查者。图二所示的数据表明很多人都倾向于利用他们的媒体管理来支持任何对移民推动增长的批评。

最有利于增加移民的职业类别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和学者的专业人员——这是另一个可能产生诸多思想领袖的群体。对移民最不热衷的专业人员类别包括法律、福利体系和健康专业人士。

管理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分歧。拥有高等学历的管理者比没有高等学历的管理者更倾向于移民的增长。

但AES数据也显示，这两个群体的收入和就业部门不同。没有高等学历的管理人员家庭年收入较低：其中27％的家庭年收入超过14万美元，而在拥有高学历的管理人员中则为48％，与他们相比，前者被私企雇佣的可能性是两倍，而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可能性只有一半。

图二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高学历者更有可能希望增加移民而不是减少。

下表来源于2016年AES的数据，其中对比了投票人对待移民的态度。

竞选人则来自澳洲的四个主要党派：工党、自由党、国家党和绿党（自由党和国家党已经联合形成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图三）

数据表明，不满意人口增长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影响的候选人，几乎不可能在议会中寻找到拥趸。候选人的思路和支持者很不相同，与未毕业者的思路更不一样。

60%的候选人希望澳洲迎来更多移民，只有6%的候选者与大多数未毕业者（49%）的想法一样，希望减少移民。

可以看到工党候选人和工党支持者在移民问题上分歧很大，图四显示支持移民增加的工党候选人是投票人的两倍之多。

三分之二的工党投票者希望移民减少，而在候选人中这一比例仅有2%。

除绿党以外，两大主要党派以及一系列较小党派（即其他党派）的支持者均对高移民率表示幻灭。这一问题在大多数支持者和几乎所有候选人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分歧。

工党候选人和绿党候选人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相比较绿党支持者，他们的态度也与绿党候选人更接近。

图四同时也表明，相对于四大党的支持者，那些声称已经给较小党派投票的人对高移民率更不满意。

（图四）

为什么候选人和支持者的态度天差地别呢？议会成员的教育背景可能说明了问题所在。

2016年，87%的众议院成员拥有学士学位，而在参议院成员中比例是76%。相比较1901年的15%和1980年的40%，学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然而这一变化不足以过分解释为什么图三中显示候选人和支持者之间如有此大的鸿沟。选举效应、远离普通选民的群体文化、富有的说客以及与媒体精英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都有助于造就一个由政客及其亲密伙伴组成的内部阶层。在移民问题上，他们处于一个远离普通选民的世界。

高移民现象持续存在的第一个原因是政治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是社会因素。除内部阶层的限制之外，还有更广泛的进步分子阶层，他们支持继续移民这一规则。

但存在的不只是规则，它们是由无知所支撑的。2015年末，澳大利亚可持续人口调查发现，大多数选民对人口增长的动态知之甚少，这是大多数高等教育者所共有的无知。

美国学者加里·弗里曼(Gary Freeman)认为，选民对移民问题一无所知，因为公共辩论受到限制，可靠的数据难以找到，而且没有解释就难以解释。弗里曼还断言，即使是倾向于温和的怀疑主义的学者们，也会谨慎地避开可能导向这种趋势的话题，比如人口统计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此外，媒体中还有信息管理：“记者决定公共言论的可接受限度，那些偏离这些界限的人或被忽视或被攻击，直到他们被撤职或辞职”。

政府不但没有促成信息的传播，反而掩盖了信息的传播。例如如朱迪思·斯隆指出的那样，2017-18财年的预算文件中甚至没有提到计划中的移民人数。

Tapri制作的调查问卷中的第二十题为：你认为提起移民率过高的人算是种族主义者吗。

将近三分之二的澳洲投票者认为是，那些提出移民人数过多的人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种族主义者。

（表一）

但他们是否认为提出这种假设是正当的？第二十题后继续跟进了一道题，只有在上一题回答了“是”的人才可以作答。

表二显示有1/3的人表示这一假设很正当，剩下的2/3都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公平。然而受过高等教育者中有41%认为这种假设很正当，59%认为不公平，而在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认为不公平的比例达到了75%。

（表二）

这两个问题过去常被用于建构表三中的“自由言论变量”。对于移民和因此呈现的人口增长问题而言，这是衡量有效言论的标准。

第20题回答了“是”，然后又说“因为他们通常是种族主义者”的人被称为“反对种族主义的卫士（guardians against racism）”。

反过来，那些认为移民过多的提出者是种族主义者，同时又承认这一假设有所偏颇的人被称为“被威胁者（threathened）”；那些不认为移民率过高的提出者是种族主义的人被称为“无畏者（fearless）”；那些简单说自己不知道答案的人被称为“困惑者（confused）”。

表三证明，1/5的人被称为反对种族主义者的斗士（其中1/4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反，几乎一半的受调查者对调查问卷提出的问题感觉受到威胁（相对而言在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中比较多，但在高等教育者人群中比例也不低）。另两种人群“无畏者”和“困惑者”在教育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

（表三）

依据表三制作出的图五，如下图。

（图五）

在所有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中，26%的人持强烈的道德立场，即认为质疑高移民通常是种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这一立场与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价值观非常吻合。 

（图七）

（图八）

Tapri还依据诸多数据整合出了两组图表数据（图七、图八），用以展现对于“是否还应该继续吸纳移民人群”，高学历的反种族主义卫士和无高学历的反种族主义卫士，高学历的被威胁者和无高学历的被威胁者，这四类人的反应。

数据证实了这样一种现状，即进步性价值观在高学历教育者中尤其强烈。这些价值观使许多卫士倾向于谴责移民怀疑论者，并导致其中相当高比例的人支持移民入学人数的增加。

相比之下，很少有受威胁的人想要增加移民人数，尤其是那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图八也显示，许多高等教育学历者是既感受到了威胁，又不希望增加移民人口。

尽管他们有非凡的沟通技巧，但持怀疑态度的高等学历拥有者可能会发现，与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相比，他们很难就移民提出问题，因为他们的朋友和同事很可能是进步分子，其中一些人很快就会谴责持怀疑态度的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持怀疑态度的高等教育学历者拥有更多的资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同时，他们也可能承担更高的个人风险。 

以上这些发现加在一起意味着，很大一部分人支持减少移民人数。事实上自从Tapri调查进行以来，又有两项民意调查证实了这一点：2018年4月，一项新闻调查发现，56%的选民认为移民人数过高，而在同一个月，研究发现64%的选民认为过去十年来移民的人数太多了。

在移民推动的人口增长问题上，澳大利亚选民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分歧（以及选民和候选人之间的分歧更大）。群体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选民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增长压力的影响，以及促进他们的想法形成的文化环境差异。

事实上在澳洲，移民已经很多了，但对于政府和那些提倡多元文化的进步分子来说，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此他们对此选择避而不谈，进而导致媒体行业的缄默。所以在对待移民的问题上，我们才会在各个平台上听到不同的声音，见到不同的说法。

鉴于不同个体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所处社会地位的相异、以及个人成长生活经历也有差异，我们需要用全面、客观的态度看待移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