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历史上，公子扶苏自尽似乎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我常常在想，如果他抗命不遵，戳穿赵高、李斯的把戏，继承了秦始皇的大统，历史会不会改写？秦朝会不会避免早崩？很明显，秦朝政制刚刚确立十几年，还没有完全走到完全不可救药的地步，只要继任者头脑冷静，削减庞大的徭役，就能缓解民间怨恨，避免叛乱蜂起。

公子扶苏似乎符合这个条件。根据史书记载，他性格仁厚，敢于直谏，素有贤名。综合相关材料来看，这一说法应该站得住脚。一来，秦始皇不满其犯言直谏，将其贬到上郡监军，可以印证其性格直爽；二来，连陈胜、吴广这样的纯农民军，都愿意打着扶苏的旗号起兵，说明民间社会对扶苏的看法确实比较好，甚至有点寄予厚望。这样的人当了皇帝，应该能够多少改变穷奢极欲的国策，缓解百姓紧张的神经。

但是，历史没有假设。据说，扶苏接到赵高、李斯的“假诏书”后，二话不说，径直走向后房，就要听命自尽。旁边的蒙恬赶紧劝阻说，皇帝在外巡查，派公子领导我率30万大军守卫边疆，这是陛下将天下重任寄托于公子，公子怎么能仅凭一使者之言，就轻易自杀？即使自杀，也得复请合适一下呀！如果陛下真叫公子死，到时再自尽也不迟。可是，扶苏答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旋即自尽了。

任何一个人读到这里，恐怕都觉得扶苏太傻太天真，明明是赵高、李斯他们的一个圈套，却连挣扎一下都没有，就把自己交出去了。哪怕是秦始皇真的要赐死，为了保住性命，扶苏就不能挟蒙恬30万大军，划地自治嘛？一个使者的传话，就真的那么不可抗拒？

以上疑惑，实为后见之明，而不知道当时的情境。我们作为后人，知道秦始皇已死，赐死赵高、李斯的阴谋诡计，才会为扶苏觉得冤屈，可是扶苏本人死前并不知道。他和蒙恬仍然觉得始皇健在，必须按照以前的规矩来。即使颇有疑心的蒙恬，也只是想着复请核实一下而已，并没有意识到皇帝已逝，赵高、李斯在作怪。这种情况下，要想明白扶苏为何轻易听命自尽，就得搞清楚秦始皇究竟立下了怎样的规矩，塑造了怎样的政治情境。

众所周知，秦国很早就采用法家思想革新政治。革新的要点，就是废除世卿世禄，剥夺每个人的固有身份，将其纳入军功簿重新划定高低。即使王公贵族也不例外。改革的结果就是，无论王公贵族还是田间平民，都要服从政府的绝对管理，依靠政府谋求生路。而在政府内部，权力又层层集中，汇聚到皇帝。《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意味着皇帝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他的意志就是命令，他的命令就是法律，

从历朝历代来看，凡是想集权的君主，必定从身边做起。换言之，也就是对身边触犯圣旨者，施以残酷的刑罚，令其不敢越雷池一步，保持绝对服从。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权力像水波纹一样，有效地向外扩散。秦始皇在这面，无疑是顶尖高手或行家里手。有一次，他不满身边侍卫向李斯透露消息，又不确定谁是“疑犯”，干脆“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斩杀几次以后，秦始皇身边的人，包括诸公子、高官和大将，估计就会条件反射般地自我要求：君明绝对不可违，无论多么冤屈都要执行，否则必将引发更大的冤屈。

始皇晚年，疑心病越来越多，任性的刑罚司空见惯。但是，任何人都没有胆量质疑，更不必提反抗。唯此，赵高、李斯和胡亥才能挟死去的秦始皇，继续巡阅各地；才能仅凭一道诏书，便铲除了政敌扶苏。这不是巡阅侍卫和扶苏傻，而是因为他们太懂政治规矩了，太懂始皇帝的行事风格了，在不确定始皇帝去世的情况下，必须按照原来的政治规矩办。即使君叫臣死，臣也不得不死。

秦始皇的独断权力和至高权威，在蒙氏兄弟身上体现得更为清晰。蒙氏家族战功彪炳，三代为将，统帅着国家最精锐的部队，在军方必定拥有稳固根基。赵高、李斯送“假诏书”时，蒙恬为北部军领袖，负责拱卫京师；蒙毅为京师最高行政长官、皇帝贴身侍卫，兄弟两个可谓权倾一时。但是，就是拥有“硬实力”的他们，都没敢起半点反叛的心思。蒙恬只是不相信皇帝会赐死，要活着问个究竟。他统领的军队，则轻易地就被他人接了过去。

连蒙氏兄弟这样的实力派，都摄于秦始皇帝的绝对权威，没有任何自救的想法，一介公子扶苏又能作怎样挣扎呢？自己的命本来就是父亲给的，现在他要收回去，也情有可原。而且，万一诏书真为皇帝所下，听命自尽毕竟还能保全一家性命，如果抗命不遵，祸可就大发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扶苏以及蒙氏兄弟，表面上是受赵高、李斯陷害而死，实质上则是始皇帝绝对权力的牺牲品。归根到底，扶苏还是被他爹害死的。

西谚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其实，绝对权力导致腐败，还算是比较轻的。它的真正祸害是，不仅会导致腐败，还会吞噬亲情、人情，将天下拖入生灵涂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