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在沃尔玛买了一辆自行车，大约是便宜货的缘故，没骑两天链条就掉下来了。我按照大学里的办法去找楼下宿舍住的几个认识的美国男生帮忙，开门的是快两米的红发君，他仔细听了我的情况，表示爱莫能助，然后他去问了他的两个室友，大家都认为上链条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不过作为朋友，红发兄表示他是够意思的，愿意帮我把自行车扛到约800米外的一家自行车行去。这一次，是我婉言谢绝了红发兄的好意：那家自行车行所有的自行车至少小一千刀，而我这辆车才五十几刀，有去那里修自行车的钱，够我去沃尔玛买一辆新的了。

　　但五十几刀对当时的我来说毕竟是一笔巨款，何况史上还没有听说过谁是因为自行车掉了链条就把它遗弃的。我于是把它死马当活马医，回想着当年高中校外自行车摊老大爷大概是怎么上链条的，就这么捯饬起来。还别说，我捯饬了半个小时，在工序不详，预计也不可重复的情况下，把链条给装上了！成功的那一刻我悲喜交集：喜的是我成功地给自己省了至少50刀，悲的是我连自行车链条都能自己上了，那还要男朋友干嘛呢。

　　那时候还没有女汉子这种说法，我也还流于苏青式的顾影自怜：“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远远没有料到，日后我在美国自己装过宜家的大型家具，在波士顿冬天膝盖那么深的雪里挖过车，还曾经自己开着17英尺的U-Haul，搬过好几次家。其中有一次，正逢我父母来参加我法学院毕业典礼，我爸得以坐着我开的卡车招摇过市。后来我妈偷偷告诉我，我爸为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很久，觉得美国生活太艰苦，以至于他从小惯大的女儿“居然要自己开卡车。”

　　坦白地说，我小的时候挺向往那种能够在武力值上超越我一大截的男朋友。至今我也还认为，绅士风度是男性的重要加分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向往的伴侣是那种比我高上20公分，对我充满保护欲，令我肩不必抗手不必提的男性。我以为，除了少数例外，这类伴侣往往也会有意识的希望自己的女友或太太遵守传统社会中女性柔弱顾家的角色设定，而这类角色，我觉得我演不来。

　　如果女人有能力无论在经济上，体力上还是社交上都不依靠男人而生活，她会在婚前有更多底气和筹码像男人那样问：结婚到底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何种改善？我有没有爱这个人到要和他共度一生，把双方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婚姻生活不如她所愿，她也有更多能力离开那个人，把生活翻过篇去再重新来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内衣和避孕套是现代女性的救星，那些付给女性员工同样薪水的雇主，和IKEA，Home Depot这种提供解决方案令女性也可以在没有男性的帮助下攒出一个像样的家的企业，也同样是帮助现代女性获得自由的重要力量。

　　现在对我有吸引力的伴侣模式，是郭靖黄蓉那样的：两人一起走江湖，各有各的本事。这也许是我因为嫁给了Dududu同学而产生的内化(internalization)，也许是我按图索骥所以才找到了Dududu，年代久远，已不可考。

　　如果坐下来细细画个图，我和Dududu的确给我们的共同生活各自贡献了不同的本领：比如说，我特别怕蛇，不管是野外遇到真的蛇还是路上碰见点图像海报什么的，都需要捂着眼睛由Dududu做导盲犬带我离开。他怕蜘蛛，马蜂和一切奇怪的虫子，我们去乡下度假碰到有虫子的时候总是需要我挡在前面。再比如说，Dududu完全不认路，而我恰好方向感极强，所以经常需要接他的电话来帮助迷途的羔羊。

　　有时候是我们的互补性发挥了作用，有时候又是相似性发挥了作用。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们都在professional service工作，也因此以己度人，对对方时间的不可控性有更高的容忍度。我记得我们还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有一年恰逢情人节两人都很忙，于是一通电话之下，约好7点钟在两个办公室之间的金湖茶餐厅碰面。金湖既不排队也无情人节霸王套餐条款，我俩每人一套鸭腿泡饭吃完，各自回办公室再上班。因为都需要加班，这顿情人节晚餐还获得了公款报销，性价比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黄舒骏从前给张国荣写过一首歌，后来成为电影《金枝玉叶》的插曲，那里面说：“你负责美丽妖艳，我负责努力赚钱，如果想倒过来演，我当然也不会反对。”

　　我猜，如果我问Dududu同样的问题，他也会说：我愿意，我一定肯。
　　这就是我想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