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似乎有些“任性”精英父母，却让自己三个孩子走着与大多数人向往的“精英教育”完全相反的道路。

性格里没什么竞争倾向的大儿子后来成为了父母麻省理工的校友，而聪明且有天分的二儿子只是随着性子去了美国一所普通的大学，小儿子明年就要申请大学了，他想申请美术学院将来从事动漫行业，夫妇二人双手支持。

到底是怎样的教育理念让夫妇二人放弃“精英教育”选择“逆潮流”育儿？

蒋佩蓉现在是无数年轻女性的妈妈导师，出版的《佩蓉的妈妈经》和《丰盈心态养孩子》屡次登上家庭教育类书籍的畅销榜。她认为，教育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去教育孩子，而是家长如何进行自我教育。

2003年，因为丈夫的工作调动，蒋佩蓉夫妇带着三个孩子从美国来到中国定居，并坚持让汉字都不会认几个的孩子在北京公办学校接受教育。

“当时我准备回国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佩蓉，你千万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让你的孩子在国际学校白人英语的环境里，你既然有机会到了北京，你就要入乡随俗，要去学习当地的文化跟语言，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蒋佩蓉很小就从台湾来到了北美，在对有色人种存有偏见的文化中长大。蒋佩蓉的父母一再地对几个孩子强调，不要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要汲取两种文化的精髓，并化为己有。蒋佩蓉也逐步地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中西方文化，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自己的三个儿子。

在蒋佩蓉看来，教育体制也是如此，中西方的教育体制各有优缺点。中国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很勤奋，不怕重复性的训练，让他们拥有耐力和毅力以及扎实的学习基础。美国的教育则更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

“我觉得两种教育体系可以中西合璧，让表面看来矛盾的体系相互融合，彼此平衡，而不是将问题两极化为东方和西方。”

2013年，蒋佩蓉和丈夫的事业都高速发展着。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的书会畅销，变成“网红”作家后，工作量也剧增。丈夫林为千在微软的工作也是爆炸性增长。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他们每天都感到精疲力竭。

“所以我们就‘任性’地决定在老二高中毕业去美国读大学的时候，辞掉工作，随着老二离开中国，带着老三彻底休息一年。”

蒋佩蓉的大儿子去麻省理工报道以前，也过了一个gap year（间隔年）。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一个原创的摇滚乐专辑，出版了一本小说，兼职做了家教，赚了5万多人民币，还自己去欧洲旅游一阵。

“因为间隔年，大儿子在大学都是比别的同学大一岁，也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就想老三还小，小学刚毕业，晚一点上学也无所谓。而且在旅途上体验到的，一定是书本里学不到的。”

于是蒋佩蓉和丈夫就带着小儿子全球旅行了近一年。他们一起走过了整个北美、欧洲、还有中东。旁人可能觉得带孩子“休学”旅行非常任性，蒋佩蓉却觉得十分值得。“在旅途上我们有很多宝贵的亲子时间，儿子认识和了解了世界各地的文化和人们，这大大的提升了他的眼界和情商。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小儿子开朗外向多了。”

然而由于小儿子在国内的数学学得很好，内容较美国而言也是超前的，所以回到美国的教育体系以后，小儿子的数学一点都没有落后，再加上一路坐车坐飞机的时候，闲着就看着英语电子书，虽然儿子刚从国内的汉语环境转学到英语环境两年，他的阅读程度也没有落后同龄同学。因此，他就直接没有落后的进入他应该要进入的年级了。

大儿子和小儿子都有了间隔年的体验，我问蒋佩蓉是不是认为间隔年对孩子很重要，每个孩子都需要去体验一下。

蒋佩蓉回答，这个提问本身就体现了国内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把教育变成了冠上“为你好”头衔的控制，忽略了孩子本身的需求和感受。

“没有什么一定应该去做，一定需要去做的事。只有孩子想不想，喜不喜欢去做的事。我的二儿子没有间隔年，他在大学过得也很快乐。教育没有一个公式，要看每一个孩子到底想要做什么，而我们做家长的就是帮助他们找到他们想要做的事，然后支持他们去做。我的育儿‘哲学’很简单，就是去了解孩子的想法，尊重孩子的意见。只要他们的想法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那就不妨支持他们，即使失败也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在做麻省理工学院的中国总面试官时，蒋佩蓉发现最优秀的学生往往都是来自比较民主的家庭。

“像麻省理工这样顶尖的学府，考察的早就不只是孩子的成绩，而是他需要有自己的特点。一个孩子要发展成这么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他绝对不是一个考试机器。一个民主的、尊重孩子的家庭，才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土壤，让他能够产生一些稀里古怪的想法，去探索自己想要探索的的一些事情。”

不仅是麻省理工，蒋佩蓉说，世界很多顶级高校看重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成绩和才能。

他们寻找被很多所顶尖大学追捧的学生，不仅会有聪明的大脑（智商IQ），更会拥有高尚的人品（品商CQ）、较高的情商（情商EQ）和较强的抗压能力（逆商AQ），也就是新时期的“4Q”。他们认为，4Q健全的孩子有优势在全球化竞争中脱颖而出。

“每一个学校都会根据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等来录取匹配自己的学生，所以我也不能一概而论说所有的学校都是需要挑选4Q高的孩子。我只能说拥有着高4Q的孩子，通常都会被所有很多所高校争抢。”

蒋佩蓉在一次家庭教育高峰论坛上说：“东方的一些教育理念里面，孩子是一张白纸，大家比较关注怎样把孩子塑造成我们想要他成为的样子；在西方，孩子是一份要我们打开去发现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如何提升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父母，来配上这份礼物，而不是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成为配得上有我们这样父母的一个孩子。 ”

许多家长喜欢帮孩子规划好所有道路，规避一切风险，孩子一直生长在温室，直到他们离开父母到了国外，才发现问题来了：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面对失败...各种“美国名校学生因学业压力大轻生”“留学生斗殴被开除”等新闻早已屡见不鲜。

蒋佩蓉认为，家长要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角色。

“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是教师、教练来训练他够具备基本的生活能力，比如如何做家务，如何管理金钱，如何交朋友，如果骑自行车如何搭公交车。孩子慢慢长大到了青春期，家长应该从教练成为孩子的顾问，当孩子有困惑是给他解答，有青春期的萌动时给他建议，但是他要不要采纳你的建议，这个就是他的自由了。然后家长要从顾问成为孩子的拉拉队长跟粉丝，不需要过多参与孩子的生活，在旁边为他加油助威就好。”

蒋佩蓉说，一个人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归属感，而归属感来自被爱跟被接纳。每一个人，无论你是一个怎么样特殊的人，这都是最为基本的需求。“但很多家长都忽略这个作为人类最为基本的需求，把我们的爱变成有所保留的爱，变成有条件的爱。他们只接纳孩子的成功，不接纳孩子的失败，这让孩子没有归属感，缺乏来自家庭和父母的安全感，于是愈加叛逆。”

做父母的本质，是给孩子供应一个爱、还有接纳的环境。“我们是孩子一辈子的父母，我们要让孩子在这种关系里面被折磨还是得到满足？如果我们都不接纳自己孩子，执意想把他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那还有谁会接纳他？”

在蒋佩蓉的三个儿子当中，二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展露出过人的天赋和智商。老师几次提出二儿子可以跳级，都被蒋佩蓉拒绝了。

蒋佩蓉说，二儿子虽然智商发展得很快，但是情商的发展却远远没有跟上。“所以我们希望它能够在同辈群里一起成长，有正常的社交环境去发展情商。我们也不想他被贴上‘天才’的标签，成为一个异类，活得在众人对他的期待中。这样太累了。”

蒋佩蓉的一番话让小编十分感慨。在中国，家长们不知是出于虚荣还是出于他们认为的“为孩子好”，他们似乎很享受孩子被贴上各种标签：“小天才”“神童”...每年高考，都会有“13岁女生参加高考，被某某大学录取”这类新闻的出现。

且不谈有些孩子是真“神童”，小小年纪参加高考就考了六百多分被名校录取。有的提前四五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根本就只考取了普通本科甚至普通专科的分数，如此明显的揠苗助长，让人们为那些懵懂的孩子感动痛心。

“我在MIT有一个非常好的同学是，他14岁考上麻省理工，但他是我们同学群里面最难过的一个，因为与周围同学的年龄差他总是交不到女朋友，在社交方也屡屡碰壁面。我们要做作业的时候会去寻求他的帮助，但是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都跟不上，我们逐渐也不叫他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智商高就拥有了最好的的人生，让他有一个快乐平凡的人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祝福了。”

蒋佩蓉说到的“快乐平凡的人生”，又触动到了我。这真的是中国的许多家长最缺乏的一个观念——他们太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精英了。 他们从来都不觉得平凡其实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儿，“你怎么能平凡，你要成为精英，你要名校毕业，高薪工作，你才算得上成功的人。”

而平凡这个词，在很多家长眼里，几乎已经成为了成功的反义词。

“部分人对成功定义真的很狭窄，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成功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什么是做最好的自己呢？“去发现自己的爱好和热情，能够用自己的爱好喂饱自己，一生都在认真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这个就是成功了，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能够说一个成功的厨师是输于一个成功的工程师吗？我觉得未必。”

的确，不管是中国家长还是中国学生，都容易活在世俗对于成功定义的框里，如此狭窄的一个框，当你身处这个浮躁的环境，好像真的很难跳脱出来。

“所以就要脱离完美主义，厚脸皮一点，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看你。”蒋佩蓉笑着说：“我觉得我跟先生能够上MIT，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抗拒这些别人对我们期待，我们才能用比较平和自信的心态去学习、申请、和面试。所以我们也想让孩子能够有一个自由的环境去发展他们自己。

蒋佩蓉的三儿子，明年就要申请大学了。“他想上美术学院学画动漫呢，我们全家都全力支持。做着自己喜欢能够倾注热情的事情，才是真正的幸福啊。让孩子根据别人的剧本来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是多么浪费又可惜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