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点美国历史的同学都知道，言论自由是美国是《权利法案》中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它保障了美国媒体和个人言论的自由，是美国人一出生就拥有的权利。

去美国前，我很向往那种自由民主的风气，为此我还特地选了一所小众的文理学院。但进了美国大学后，我才发现原来学生的言论并不自由。

大学第一学期冬天，我选了一门艺术史的讨论课，每堂课涉及了一个美学主题。课前教授会布置几十页的阅读，课上15个学生轮流发表意见。

某节课上，有学生提到了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当时Kim为某杂志拍了一组非常暴露的照片，立刻在网上走红。下图这张照片最经典，Kim举着香槟，喷出的酒水精准地落入她屁股托着的酒杯中。

如果你不认识她，我可以为你快速科普一下：Kim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网红。她起初靠性爱录像带打响了知名度，随后在真人秀中也总是以丰满的形象示人。某种程度上，她靠着外表和对媒体的敏感度名利双收。

课上提起Kim，教授和学生对她的态度大致如下——她总在迎合媒体，把身体改造成黑人审美的样子；她想要话题度，乐于把私生活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她传播扁平化的女性形象，毒害了一代年轻女性的思想。

所有人发表完评论后，轮到我发言。我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在批判Kim，大家的语气都带有贬低的色彩。而且从教授和同学看向我的眼神中，我读到了一丝期待——她们似乎期待我也加入她们的阵营。

于是，我下意识讲了个中立的、比较划水的观点：“Kim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者——她的确物化、矮化了女性，但这兴许是娱乐圈的某种生存法则。比起一味的批判，我认为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更重要。”

当我说完我的看法，教授和同学们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但对于班上这场讨论，对于这些趋同的声音，我内心感到挺失望的。没人说这张照片很性感，没人评价它构图曼妙，也没人联想到全班第一节课学到的远古雕塑Venus of Willendorf。

而大家都发表了类似的看法——Kim是一个深受大众媒体毒害，卖弄身段的可悲网红。这在那节课的学术语境下，似乎是政治最正确、逼格最高的标准发言了。

△ Venus of Willendorf, Vienna, Austria

其实私下里，我挺喜欢Kim的。作为平时喜欢看真人秀下饭的猪猪女孩，我从《与卡戴珊姐妹同行》中获得了许多欢乐。有时，我在食堂听到白人女孩们围坐一群，谈论着她们假期去哪儿度假。她们会提到这个真人秀，它是不少年轻人生活方式的风向标。

我身边有个学艺术的小哥收藏了一本Kim的写真集，当我问起他对Kim的看法，他认真地说：“Kim和她的姐妹花是一群社交媒体的天才。你可以讨厌她们，但你不得不承认她们很年轻，有影响力，很有商业头脑。”

我很少在学校中听到这样的言论，因为很多学生迫于peer pressure和政治正确，不敢说出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的观点。显然你不会因为见解不同而遭到政治迫害，但你可能因此牺牲很多东西——比如分数，声誉，甚至朋友。

不少文科生经常会在美国课堂中体会到言论的不自由。我有个非常聪明的中国同学，上了某位业内知名保守派教授的政治哲学课。学期中，他很苦恼地告诉我：“因为我跟教授意见相左，paper分数很低。”后来他试着往教授的观点上靠，结果他立马拿了A。

教授可能自己也没意识到，他的政治立场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观点：懂得灵活变通的学生因为站对了边，反倒拿了高分；而坚持己见的学生，因为很难说服一个固守政见长达几十年的长者，遭遇了分数滑铁卢。

除了课堂上的政见，学生私底下也会因为自身立场与主流价值观不符而受到伤害。之前读到一则新闻，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一名来自德州的学生，因为创立了某保守派的社团遭到同校学生排挤。

当他参加完华盛顿某个反堕胎的集会后，学校instagram上挂了他的照片。一些学生们张贴海报攻击、丑化他和这个学生组织，还有人建议他们应该创建一个更好的组织。

和威廉姆斯学院一样，自由主义也在我们校园中盛行，它就像时尚圈中的潮牌——崇尚liberal的观点在美国大学是件很潮的事情，但这种风气有时会起到意想不到的反效果。不少liberal的学生嘲笑保守派思想老土、存在感令人尴尬、甚至有辱校风。

记得有某位白人经济教授来我校做学术交流，因为他之前的理论涉嫌种族歧视，愤怒的学生冲上台殴打了他。可事实呢？很多学生根本没读过那名教授的新书，只因为他过去的某些观点，全盘否认了他的最新研究。

的确，在这些反对者动手之前，他们的言论也受到了第一宪法的保护，他们有权利诋毁、嘲讽保守主义。但我始终认为，美国大学不该助长这种风气，而是应该保护不同的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不同的声音很重要，它甚至比唯一的真理更重要。

高中课上，我听过一个演讲叫《单一故事的危险性》。非洲作家Chimamanda谈起她早年在美国留学，发现白人室友对非洲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媒体向美国人展现的形象——漂亮的风景，美丽的动物，野蛮人打着毫无意义的仗，人们死于贫穷和艾滋，等待着好心的白人来拯救他们。

她上写作课的时候，美国教授批评她的小说，描写的不是“真正的非洲”。原因是因为她书中的角色太像美国的中产阶级了，因为他们开着车，没有生病饿肚子，所以他们不是真正的非洲人。但可笑的是，教授口中的“真正的非洲”就是媒体一遍遍向大众讲述的单一故事。

Chimamanda提到，单一故事很危险，是因为它造成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问题不是因为它不正确，而是因为它不完整。当你以同一种方式描述同一种人，同一件事，一遍又一遍，最终大家只会想到一样的故事。

△ Chimamanda Adichie，尼日利亚作家

后来大四春天，我上了一门非洲经济课。从不少paper中，我也读到了有关非洲大陆苦难横行的故事：比如，尼日利亚五千人抢一个职位，利比里亚公立学校中1:100的师生比，乍得人民饱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Boko Haram的屠杀...

但震撼我的不仅仅是苦难，还有很多振奋人心的故事：比如，肯尼亚是全球手机支付服务M-Pesa最普及的国家，不少人靠它脱贫致富；卢旺达政府反腐倡廉，改善法律，将很多城市打造成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博茨瓦纳因为清廉的部落传统避免了非洲国家常见的“资源诅咒”，当地政府将买卖钻石的利润投入基础建设和教育医疗，成功推动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因为读了这些不同的文章，吸收了迥异的观点，我对非洲的认识不再是中国电影《战狼2》中描绘的“非洲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需要中国武打英雄来解救”；我对非洲农业的了解也不仅限于网络神曲《金坷垃》所唱的“非洲农业不发达，必须要有金坷垃”。它不再是一种笼统的、混沌的、抽象的概念，不再是一行行冰冷的、绝望的经济数据，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动态的实时故事。

虽然很多非洲国家有着类似的分裂历史和发展纠葛，但每个国家的语言文化、政治立场、意识形态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这就是不同声音带给我认知上颠覆性的改变，尽管一门课没法让我变成非洲经济的专家，但我很庆幸这门课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它的看法是多么片面。

不过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绝非出于Chimamanda描述的道德，而是基于一个信仰——言论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正如美国籍华人夫妇作家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一书中总结的：美国的言论自由与言论的内容无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无关，与真理还是谬误无关。

在书中，他们提到了1987年在堪萨斯市发生的一个真实案例。当地某电视频道搞了一个节目，叫“公众参与”频道。电视公司说，任何人都能放一套录像节目，只要你愿意付一笔费用。当时，某个三K党的领导人，拿了一套名为《种族与情理》的录像带，要求电视台每周播放一集。

三K党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白人主义至上民间团体，他们在1964年民权法案颁布前谋杀了成千上万的黑人。从电视公司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众大多是黑人居民，一旦公司播放这个录像带，可能会引起公愤，失去大量用户，因此电视台拒绝了三K党领导人的请求，还关闭了“公共参与”这个频道。具体缘由我就不多写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搜索一下。

△ 三K党头戴高帽，身披白袍，在广场执行绞刑

后来三K党起诉该电视公司，这件事甚至闹到了联邦地区法院上。原告说电视公司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这一条：它拒绝播放录像带、关闭电视频道，不仅侵犯了三K党的言论自由，还侵犯了其他制作者和观众传播和接受言论的渠道。

最后，市议会投票结果显示，三K党竟然赢得了他们的权益——“公众参与”频道重新恢复，《种族与情理》在1990年4月3日如期播放。读到这儿，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宪法要给予一群混蛋“言论自由”的权利？

但美国的荷尔姆斯法官解释道，与其让一种观点完全抹杀另一种观点，不如让它们互相竞争。电视公司应该做的，不是阻止三K党传播录像带，而是应该制作更有说服力的节目，传播自己的观点。就像三K党辩护的律师所说的：“如果你因为害怕一个不自由的时代，堵住了反对者的嘴，很遗憾，这个不自由的时代已经开始，是你为它开了头。”

我认为这个案例应该能给当今的美国大学一个启示。“言论自由”只有一个单纯的目的：保证每个学生能毫无畏惧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保证校园里传播着不一样的声音。即使大多数人宣布某一种看法是“绝对的真理”，他们也没有权利扼杀别人的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