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在一线城市，月薪一万左右，还是税后，那仅仅只是渡过了温饱阶段吧，远达不到体面。过去一个月，一线城市的房租又大涨，北广深同比增长超过20%，有多少人，在城市最贵的写字楼上班，却租不起旁边最便宜的房子。

“追不上房价的你，能追上房租吗？”这可能是2018年夏天，最扎心的一问。

在三四线城市的人，可能觉得月入一万，不低了呀？

一线城市，如果你想租一个稍微体面的房间（我们都不说一室一厅这么奢侈），在市区地段，一个月怎么说也要四五千吧。每天一百块的三餐伙食费，最基本了吧，一个月三千，剩下两三千，要应付除了吃和住以外的所有开销。

你怎么舍得随心所欲地看电影、买衣服、挑化妆品、旅游？

我们天天讲这是一个投资的时代，我们应该投资未来，投资自己。口号这么给力，如果没有钱，投资个啥呀。

其实，一座城市的衣食住行成本越来越高，表面上看，打击的似乎是年轻人的物质消费力，迫使年轻人只能选择节衣缩食地过日子，但其实这都不算什么。没钱真正打击的，是年轻人对未来的希望。

而现在雪上加霜的是，年轻人支出最大的成本和刚需——租金，开始大涨了。

据统计，过去一年，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中，有13个城市房租涨幅超过20%。涨幅最高的是成都，以30.98%的涨幅位列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深圳，涨幅高达29.68%，重庆、西安、天津、合肥等二线城市，涨幅全线超越北上广，而北京和广州的涨幅也均超过20%。

房租暴涨严重性可能更甚——买不起房的退路是租房，但如果连租都租不起了，这事儿真就大了。

在北京，越来越多的白领住到了六环以外，还有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房，当然，还有一批人悲吟着“北京只有地下室，没有梦想”，直接回了老家。

自2002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房租就未曾跌过，17年来指数月平均涨幅高达3.32%。今年的毕业季，如脱缰野马的房租更成为年轻人不能承受之重。贝壳研究院Real data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7月北京租赁成交环比增加19.2%，单平米月租金为91.5元；东城区和顺义区环比涨幅分别为10.5%和10.7%；新奥洋房、三义庙北和城华园三个社区的环比涨幅分别为36.1%、28.4%和24.5%。

原来，你手上的房子，可这样出租，先找长租公寓A来报价，然后再找长租公寓B。这时，B一般比A报价更高。原来，你可以这样租房子，打开长租公寓APP，或许租不起中心区月租金数千到一万元的成套住宅，但你想住在这样的社区里。怎么办？你可以租一间。或许，一间的租金也付不起，那可以住客厅或上铺，要不再往外围走走，准有一款适合你。

每天，你进出体面的社区，而你的收入连业主的一个零头都不够。这或许就是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径，但另一面是什么呢？往小了说，就是空间逼仄、上下班电梯要久等、打隔断导致漏水；往大点儿了说，人太多导致物业瘫痪、噪音让你无法安睡、用电负荷大造成火灾等。房子越建越多，但你的空间越来越小、租金越来越高，你住的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甚至被迫离开。

房价非理性上涨，可归咎于投资属性作祟。按理说，绝对没有人租房是为了投资。相应的，租金也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国际经验显示，房租超过个人可支配收入1/3，生活就会面临困难，所以即便发达国家不管制房价，但管制租金却是国际惯例。

2015年3月，德国议会通过《限制房租法》，要求3年内租金涨幅不得超过10%；房东涨租超过指导价20%的，算违法，租客有权将房东告上法庭；房东单方面涨租超50%的，被认为是赚取暴利，可判入狱3年。

尽管，我国房价上涨屡被诟病，但2008-2009年、2012年、2014年下半年-2015年，房价曾下跌过。2008-2009年，深圳房价绝对水平最低点比最高点下跌37%。但是，笔者梳理国家统计局CPI中房租价格指数后，着实吓了一跳，自2002年有统计数据以来，房租就未曾跌过，17年来指数月平均涨幅高达3.32%。自2011年有统计数据以来，70城房价指数月平均上涨3.54%，略高于房租上涨。不过，考虑到2002-2010年房价相对平稳，2002年以来租金涨幅超过房价涨幅。

房租为何上涨？过去，我们可以说进城的人多了，租房的人多了，旧城改造了，房价上涨了，追求美好生活等。但现在，“炒房租”是新现象。国家倡导“购租并举”，需求端老百姓还未转变过来，买房的诉求仍强烈，但供应端却无比积极。长租公寓向资本方阐述盈利模式时表示，只有不断变大才能在市场获得主动权、定价权、利益权。第一轮融资，抢夺市场房源，争夺红利增长潜力小区，抢夺定价权；第二轮融资，行业洗牌；第三轮融资，收获房租增长红利。

显然，这是互联网时代“风投”的打法，先占领风口，再获得行业红利。于是，短短3-4年里，全国诞生上千家长租公寓。下一步就是继续“烧钱”，行业洗牌、头部企业诞生。一旦资本选定谁，不断加注，让竞争者倒下、后来者没活路。自2017年以来，长租公寓倒闭潮出现，洗牌开始。A轮不行、B轮上，再不行C轮融资启动，投入产出倒挂没关系，资本看的是未来。

别看大城市房子多，配套好的、位置好的，就那么多，资本圈住了，定价和盈利都被锁定了。城市中心区，单间租金2000元，100平米的房子打成5间，就是1万元。看似，外表光鲜，但房租上涨了，居住尊严没了，安全隐患更在后面。北京西北五环外的唐家岭，曾是有名的蚁族集中地，因居住环境差备受诟病，但租金只有几百元啊！

现在改造了，外表好看了、居住舒适了，但唐家岭55平米一居室，租金4000元，翻了近10倍。记住，租房才是真正的刚需。一线城市，80%的这部分人群，月收入只有3000元左右。旧城改造也好，增加居住体验也好，甚至煤气“管改罐”也好，大家都想要，但得靠租金上涨买单。需要不等于可能，相比居住更舒适，多数人还是希望租金更低。这样看，资本进来有点残酷。

资本这一令人不安的推手，不容忽视。

在中央倡导“租购并举”之后，长租市场就成为一个被资本竞相吹捧的风口。与此同时，魔方公寓、蛋壳公寓、自如、新派公寓等规模化租赁企业的“跑马圈地”，也正式进入白热化状态。

竞争到一定程度，争抢房源、哄抬价格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常态。一套原租金为6500元的房子，经过蛋壳、自如等长租公寓的“激烈抢夺”，房租被硬生生被抬高到9000，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事实上，就在舆情发酵之前几天，自如管家们还一遍一遍地在朋友圈刷屏——推荐一处房源签约成功，推荐者可获1000元奖励金。

曾任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的胡景晖直指，以自如、蛋壳公寓为代表的长租公寓运营商，为了扩大规模，以高于市场正常价格的20%到40%在争抢房源，人为抬高收房价格，而且这些长租公寓重装修、N+1出租模式加剧了租房价格上涨。

他认为，在这一波房租上涨中，这些长租企业的推波助澜占到了三分之一的权重。

而在发表完这番言论之后，胡景晖已经离开了我爱我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他调查，同一个小区，同样的户型，装修差距不大，但中介托管的房源比非托管的房源贵22%。而在市场上，已经很难找到非中介或者非公寓企业的房源了。

“这些租赁企业很大部分都是通过低价囤房，包装后高价出租，赚的是租金上涨的差价。这种情况下，部分中介公司动辄发布区域市场环比价格上涨10%的数据，对于市场来说，就是在制造上涨预期。”

而对于机构化租赁企业来说，另一个算盘在于，通过对小业主房源的收编、改造，最终形成逐渐取得市场分发权和定价权的“巨头”。

这不是“炒房租”是什么？

引发网络热议后，监管火速介入。

8月17日，北京市有关监管部门集中约谈了自如、相寓、蛋壳公寓等主要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

约谈会明确要求住房租赁企业：不得利用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获取的资金恶性竞争抢占房源；不得以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或哄抬租金抢占房源；不得通过提高租金诱导房东提前解除租赁合同等方式抢占房源。一经查实，将从严处罚、联合惩戒。

效果如何尚有待观察，但对租金的调控，早些时候已被写入政府文件中。2018年5月，住建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从六大方面提出做好房地产调控工作的明确要求，要求地方政府在控房价的同时也要控房租。

控房租，加大供应才是硬道理。

2018年6月，北京市住建委发布了《关于发展租赁型职工集体宿舍的意见（试行）》，旨在加大蓝领公寓的供应力度；2017年4月公布的《北京市2017-2021年及2017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明确称今后五年北京将计划供地1300公顷，建设租赁住房50万套；2017年11月北京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利用集体土地建设租赁住房工作的有关意见》，明确今后5年北京将供应1000公顷集体土地用于建设集体租赁住房。

但从计划到真正进入市场还有待时日，因此政策的效果也暂未显现。

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7230元，比上年增长8.9%。即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69元。另据58同城和赶集网发布的报告，2017年北京人均月租金为2795元，同比上涨14%。

按照上述两数据粗略计算，北京租房者的房租收入比，已惊人地超过58.6%。此外，人均月租金涨幅，已超过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

据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发布的数据，2017年本科毕业生起薪平均水平4854元，其中北京本科生为5200元。另据《2017年应届生租房价格报告》，84.2%的应届毕业生需要租房，北京应届生租房开支占到月均工资收入的67%。

那些满怀憧憬留在北京的年轻人，还未体会到求职、求婚、为子求学、求医等接踵而来的人生压力，就先感受到了来自真实世界和经济学原理的第一轮恶意。通着全国最长时间的勤，把工资六成交给房东，眼看房租还要涨……房租，或将成压垮年轻人的第一根稻草。

上广深甚至其他城市也一样，房租的涨幅远远超过了通胀和收入的涨幅，目前的租金水平对租房者已经不能再高，涨租金仅是一个无奈的牺牲和压缩其他方面开支作为代价，如果再涨下去，必然会导致租客离开。

现在，对于很多打工族来说，到大城市打工讨生活每月一半左右的收入给了房东，剩下的大半寄回去给老家的老人孩子生活开支，剩下的只够应付自己日常的开销，现在更可怕的是，他们每年工资收入增幅越来越跑不赢物价通胀和日渐高涨的房租，又不知道能怎么办，这简直就是一个沦为给房主打工的奴隶时代。

胡景晖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认为，超过40%已经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担。在欧美发达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无论如何也够支付房租了。

房租的暴涨必然挤压其他方面的消费。以至于“还要不要消费这驾马车了”之灵魂拷问红遍网络。

租房是很多青年在一二线城市最后的退路，不只是买不起房，如果连房租都占据收入的大半，那提内需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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