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京淑

来源：华商韬略

黄荣年，印尼金光集团创始人黄奕聪的第八个孩子，排行老幺。背靠身家数百亿美金的黄氏家族，他或许符合你对“富二代”的定义，却绝对颠覆你对豪门生活的想象。

他的人生里，吃喝玩乐的时间基本清零了。他现在只热衷于两件事：第一，用聪明的方法，做改变世界的“大农夫”；第二，用买爱马仕、劳斯莱斯的钱，帮助那些水深火热的人。

Enterprise Asia把2011年度最佳企业家奖授予黄荣年

印尼，金光集团总部，黄荣年位于大楼36层的总裁办公室，可以从巨幅落地窗边俯瞰整个雅加达。

这是一个令人充满优越感的高度，但站在这个高度上的他，却从未自恃祖荫而对人生有过丝毫怠慢。

1958年，黄荣年出生于印尼苏拉威西岛的锡江，在家中的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幺，上面有五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当时的黄家，跟“豪门”还沾不上边，最多只能算吃喝不愁。父亲黄奕聪是个白手起家的椰干商人，在当地小有名气，不过受制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生意也是几起几落。

黄荣年记得，住在锡江时，母亲赖淑华因为要照顾八个子女，每天都忙得四脚朝天。家中经济状况最好的时候，也只能请得起一位佣人。

八岁那年，黄荣年举家迁居至雅加达。彼时，父亲黄奕聪已经创办了金光公司，做着进口烟纸、丁香、纺织品；出口椰干、肉豆蔻的买卖。

灵活的生意策略，带旺了黄家的日子。但随后的1967年，黄荣年就遭逢了人生中的第一场变故。

那一年，苏哈托政府宣布取缔印尼的华文学校、社团以及报刊，大批华人子女被迫失学，包括黄家的八个孩子。

用心良苦的黄奕聪，当即安排长子黄志源与次子黄鸿年前往中国读书，之后又安排黄荣年与其他三个哥哥留学新加坡，姐姐则留在印尼帮忙打理家族生意。

初到新加坡，正读着小学六年级的黄荣年，没时间与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充分磨合，一场大考就摆在眼前——他必须通过当地的会考，才能顺利升读初中。

这等于背上了一座“大山”。新加坡的各项教学体系都比雅加达成熟、完备，转过学又跳过班的黄荣年，各科底子都不太牢固，备考压力空前巨大。

黄奕聪适时为他聘请了家教。于是每周末早上6点钟起床后，黄荣年就会在简单吃过早餐后开始补习，一直到傍晚才休息，就算偶尔发烧生病，也不落课。周末补习以外的时间，他也经常用闹钟在半夜把自己叫醒啃书本，然后直接去学校上课。

辛苦的日子有得有失，他的眼睛渐渐有点近视，戴了眼镜，不过最终以班级前十名的优异成绩升入初中。

苦读功课之余，四兄弟在新加坡的衣食起居全靠自己照顾自己。黄奕聪对子女绝不宠溺，只发给每人每星期恰好足够的生活费，而且每一笔开销都要记账，账目明晰才能领到下星期的钱。

黄荣年虽然年纪最小，但事无巨细都非常缜密，于是成了哥哥们的财务管家，大家需要用钱时都会找他支取。

中学毕业后，四兄弟分头在不同国家升学，三哥黄鹏年留在新加坡，四哥黄祥年去了加拿大，五哥黄柏年去了美国，黄荣年则留学日本，读了八个月的日语和四年的经济学。

1979年从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变成黄氏家族驻日本的生意代表。许多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成了金光的朋友。“我在日本学习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如何把别人的长处转变成自己的，然后再依据市场需求改善到更好。”黄荣年说。

而这一时期，父亲黄奕聪也乘借印尼经济大发展、并鼓励华人企业共同参与的有利时机，将生意重心回归到椰干买卖。待黄荣年从日本返回印尼后，他即领受父命，开始负责收购椰干。

那绝不是一桩美差。

白天，他坐着颠簸的小船前往盛产椰干的小岛验货、进货，晚上如果来不及返程，就蜷在闷热的船舱里凑合一宿，全身上下都会被汗水浸透。

小岛上缺乏基础的生活设施，连自来水都没有。黄荣年在岛上若想喝水或洗澡，必须去河边挑水。下雨后，河水格外浑浊，要在桶中沉淀好一阵子才可以使用。

一夕间要面对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黄荣年觉得，自己简直形同被“流放”。他虽然顺从，但心里十分委屈，直至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才深深感念于父亲的良苦用心：吃过苦的人，才真正挑得起生意，担得起人生。

为期一年多的历练之下，小小年纪的黄荣年，已成为当地独到的椰干生意“老手”，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浑水摸鱼。

“首先，秤椰干就是一项学问。品质好的椰干湿度应该维持在7%~8%，若是被骗，买到湿度15%的椰干，就等于是买水，损失惨重。所以交易前，我都会亲自验货。”黄荣年说。

这种亲力亲为的做生意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在别的老板坐在冷气房里看报纸、打麻将的时候，黄奕聪总会亲自盯着工人运送椰干。由于载货的大船不能靠岸，他们必须用小船摆渡，将椰干从小岛运至大船边装船，稍不留神，工人就会趁着夜色，将小船上的椰干抛到海中，让接应的人游泳运走。

因此每次发货，黄奕聪都会随小船往返，严格监督每一步运货流程。金光的椰干生意，就这样越做越好，成交量从起步阶段的每年五六百万吨，飙升至两三千万吨。

而眼看其他同行因疏于管理，又不堪损耗，最后只得关门歇业，黄荣年由衷信服于父亲的生意哲学：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魔鬼在细节）。他还有句下文：Perfecting the details, so that the devil will not come（完善细节，魔鬼就不会到来）。

黄荣年与印度尼西亚第六任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亲切会面

六个月后，他折返雅加达，带领团队在当地建设一座新油厂。起先，他还有不懂的地方需要请教技术员，半年后，已经可以反过来指导技术员工作，并担任总经理，负责策划及行销“比摩利(Bimoli)”食用油品牌，使之风行印尼。

1990年，在将该品牌出让给合伙人经营后，黄家随即另创 “菲尔玛(Filma)”食用油品牌，黄荣年依然任总经理。

菲尔玛同样迅速打开市场局面，投入运营后的第一季度，平均每月销售量递增40%，第一年就实现盈利。至1992年，产品已从爪哇岛市场扩展到全印尼。

在带领棕榈油业务一路做大做强的同时，黄荣年也逐渐深入到金光集团“农业及农产品贸易”的其他业务板块，成为家族生意阵营中的得力干将。

然而，蓬勃向上的好日子，在1997年戛然而止。

当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在泰国爆发，并迅速波及印尼，导致印尼盾对美元的汇率一路狂跌，从3600盾换一美元跌至最低时的18000盾换一美元。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与银行存在贷款关系的企业而言，形同灭顶之灾。

许多企业在重压之下破产关门，但黄氏父子却立志不辜负金光全体股东及投资者的信任，咬紧牙关，每月连本带利照样支付给银行，一直撑到2001年才进行财务重组。

2001年除夕，黄荣年没有回家，领着一组人在办公室通宵加班。

身为集团对外联络沟通的代表，他的时间表永远被排得满满的。几乎每一天，他都要会见一批接一批的银行专员及生意伙伴。

大家来访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人是关心公司的运营状况，有人则寻找趁机吞并的可能。大大小小的会议，总是持续到午夜才几近结束，更晚的时候，则会延迟到凌晨3、4点。

“那已经不是意志力的问题，我整个人就像一条快要崩断的橡皮筋，身体状况已经不能自我控制，全部乱掉。”重压之下，黄荣年的内分泌系统出了问题，经常泻肚，一年内整个人瘦了十公斤。他被迫前往新加坡调养身体一周，复原后才重返雅加达主持局面。

挨过那段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日子，随着金融风暴的阴霾渐渐散去，金光集团终于在完成财务重组后，于2004年重获新生。

如今，金光已发展成为亚洲财雄势大的顶尖企业集团，曾被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定为印尼第一大财团，旗下拥有制浆造纸、金融、农业与食品以及房地产四大支柱产业，并进军能源、矿产及电信行业。

具体到黄荣年，他带领自己执掌的金光农业资源有限公司(Golden Agri Resources Ltd.，简称GAR)，不断扩充战略版图，已跻身成为印尼最大、全球第二大的棕榈油生产商，产品销往7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绝不是单纯依赖日久年深的产业链运作，就可以轻易达成的行业高度。

为向金光辖下、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要到“最大效益”，黄荣年大约在19年前，就确立了一个想法：金光要成为行业内的“大农夫”，前提是一定要实现先进的电子化、信息化管理。

为此，他带领团队先后投资约5亿美金，依托Google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及SAP（全球领导型管理软件及解决方案供应商）系统，打造出一套实时监控集团旗下种植产业的高科技信息化管理系统。

这套信息管理系统的控制中心，位于金光集团总部28层的War Room（中心指挥室）。

位于金光集团总部的War Room（中心指挥室），大屏幕上是印尼全国卫星地图和金光农业独创的“生命档案”数据图表。

巨型投影屏幕上，一张完整的印尼卫星地图尽收眼底。金光将旗下东西纵横8500公里、总计433200公顷的种植园，以每30公顷为单位划分为若干块，实施24小时监控，并根据每块园区作物的实际情况，评估收成；对低产园区，预警、断症、并给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种借助高科技手段的生产管理模式成效显著：金光优质棕榈树的产能，从先前已经高于行业标准的每公顷7~8吨，上涨为目前的12~13吨。

黄荣年常说，人生有两种“赚钱方法”，其一好似码头的搬运工人，每搬运一包米，领一只签，天黑收工时总计结算工钱。而另一种，是用精细化、现代化的方式赚钱，不拼体力，拼想法、拼技术。“我们不是码头工人，我们一定要像后者那样赚钱！”

黄荣年拥抱父亲在1986年种下的第一棵棕榈树

“秘诀在于坚守信仰，热爱自己的选择。”他说，回看许多成功人士，大家的知识、智慧、眼界、格局几乎都可以比肩，无分高下。以外的，有时候福分与机缘占一部分，抛除这二者，那么在绝大多数时候，都可以归结为信仰和意志的胜利。

他永远不会忘记，2004年，已经开始恢复元气的金光，在巴厘岛召开了一次经理会议。

会上，黄荣年首先感谢大家，在金融风暴肆虐时坚守岗位，与集团共同进退，之后，他抛出一道选择题：“现在我们有两条路可以选。其一，为了答谢诸位的辛苦付出，我们可以卖掉目前估值不错的公司，这样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足够丰厚的退休金，安度余生并照顾家人。”

列席者静默一片。他接着说：“第二条路，会辛苦的多，但境界也高远的多。我们目前站在印尼两亿四千万人口金字塔的顶端，大家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每个人都有能力为社会做点什么。金光可以围绕自己的种植园，建造居所、学校与医院，也可以通过不断优化管理模式，提升产能，缓解近3000万同胞的饥饿问题。”

何去何从，会议最终进行了投票表决。100%的与会者选择了黄荣年给出的“第二条路”。这是一群立志凭一己之力改变世界的人。

事实上一直以来，黄荣年都在想方设法通过创新策略，改善印尼小型农户的生计，并减轻环境与土地开发的压力。

2012年2月，GAR开始推行旨在提高原始棕榈油产量的YIP(Yield Improvement Policy)策略，成功帮助小型农户实现每公顷5.51吨的棕榈油产量，高于每公顷4.14吨的印尼平均行业水平。

与此同时，黄荣年带领团队严格遵循森林保护政策(FCP)，并支持印尼棕榈油的可续发展计划(ISPO)，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保护环境，这亦是GAR区别同行的最大特征。

为更好拓展在棕榈油产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黄荣年还带领GAR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联合开设了专业课程，以GAR为实体商业案例，研究企业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设立奖学金，鼓励优秀学生出访交流。

此外，由黄荣年担任副主席的印尼工商会(KADIN)，也在近期发起了一项扶持小型农户的创新融资方案。

方案中，印尼工商会将联合当地金融机构，通过合作社对占地总计200万公顷的100万名独立种植小农户，播发贷款，帮助他们平稳度过油棕树“不产油”的4年生长期，并提升相应的种植技术。

包括黄荣年在内的所有人相信，该方案将有助于小农种植园的棕榈油产量，从每公顷2~3吨增长为每公顷5~6吨。

这是足以令人兴奋的数字。按照每吨800美元的棕榈油国际市场价格计算，该方案可额外增加600万吨的棕榈油产量，即每年增加40亿美元~50亿美元的贸易收入。且无需为提升产量，而进行大约100万公顷的土地开发，切实保护了环境，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黄荣年还特意将这个创新方案，带进世界经济论坛，推介给论坛旗下的印尼农业可持续发展伙伴平台PISAgro，以助其实现“20%-20%-20%”的愿景——提高农业产量的20%，提升农民收入的20%以及降低现有温室气体排放量的20%。

“未来，我们的愿景，不只局限于印尼，而是制定出一套在世界各个区域都行之有效的产业增长模式，确保全球食品安全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解决方式，迈向全新高度。”黄荣年说。

黄荣年非常关心慈济学校的小朋友

慈济是1966年创立于中国台湾花莲的佛教慈善公益组织，推动包括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在内的“四大志业”，目前已从台湾地区拓展至全球五大洲，在47个国家设有分支会或联络处，援助的国家及地区超过71处。

1998年5月9日，黄荣年与父母一行造访台湾花莲，拜会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

这注定是一趟令他毕生难忘的旅程。

“父亲一生拜会过许多名人，但慈济创办人证严法师绝对是令他无比敬重的一位。”黄荣年回忆说，法师看起来是一位身形纤瘦的女子，却有能量吸引全球各地的有识之士加入慈济，联手帮助了那么多有需要的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法师说话简单朴实，从不抛授一些常人无法领悟的‘深奥道理’，却能直击内心，发人深省。

或许是机缘已到，那一趟拜会，黄荣年就此加入慈济并皈依于证严法师门下，家人亦十分支持。

皈依几个月之后，他领到法号“济璿”。上人解释说，“璿”乃古玉，但必须经历一番打磨后才能熠熠生辉。

台湾慈济证严法师

而第一次考验，在黄荣年皈依后的第四天便拉开序幕。

1998年5月13日，印尼的雅加达等地发生了震惊华人社会的大暴动。暴动持续了三天，导致1200多人丧生，其中大部分是华人，更有5000多间华人店铺及住宅被烧毁。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短暂在新加坡中转逗留的黄荣年与家人，藉此逃过一劫。在黄奕聪的指示下，黄荣年与几位哥哥积极联络并安排包机，组织亲朋好友和金光集团的员工火速撤往新加坡及台湾。

面对印尼国内被严重激化的民族矛盾，黄荣年痛心不已，但同时也保留着一份难能可贵的清醒与理智。

“他们不是排华，他们只是太穷了。”在他眼中，大部分的印尼人绝非暴徒，矛盾的焦点在于，华人普遍善于营商，与印尼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越发悬殊。

特别是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后，许多印尼贫民的生活更是濒临绝境。这时候，如果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刻意煽动，走投无路的印尼人自然很容易瞄准物资充沛的华人店面抢劫，而暴动一旦起头，即会如野火燎原般一发不可收拾。

因此当务之急，是用大爱化解仇恨。

理清头绪后，黄荣年与金光集团积极响应证严法师的号召，配合印尼慈济志工，于1998年8月及1999年元月，总计发放了十万份米粮与物资，给当地的百姓及军警。

黄荣年亲自帮受助者将慈济发放的大米搬回住所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慈济印尼分会开始真正壮大志业服务能力，投身大规模社会活动。而深受黄荣年感召的金光员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投身慈济，成为常年义工。

2002年1月底，雅加达及周边地区暴雨成灾。凶猛而下的雨水，迅速斩断了当地的电力供应，并且将主要道路都浸泡成湍急的河流，人们被迫以木筏、水盆等任何可以漂浮起来的东西作为交通工具，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

尽管在二月下旬，大部分受灾地区的积水开始消退，但红溪河沿岸的卡布村(Kapuk Muara)村民，却依旧没有摆脱苦难，终日浸泡在满是垃圾与粪便的污水中生活。黄荣年与黄奕聪等一行人，赶往慈济静思精舍与证严法师商讨救灾对策。

每个人都忧心忡忡地意识到：积水退去，留下大量垃圾和尸体，太阳一照，势必瘟疫横行。如果仅仅单纯地放款救灾，而不去策略性地改善灾民的生活环境，实难帮他们真正脱离苦海。

经过一番审慎的思量，大家在证严法师的提议下，制定了明确的救灾方案，轰轰烈烈的“五管齐下”（抽水、清理、消毒、义诊、建大爱村）开始了。

黄氏父子更是带领金光员工联合慈济团队，身体力行地参与清扫及其他工作，并发动企业界及社会各界力量出钱出力。

最终，红溪河与沿岸居民的生活脱胎换骨。得到彻底清理整治的红溪河，拆除了两岸的违章建筑，清除了河底的淤泥，修砌好水泥堤坝，并将河面拓宽。

过往那些不堪的日子，如同河面上消失的垃圾与破旧高脚木屋一样，一去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可供游览观光的清丽景色。在大爱一村建成的当年年底，雅加达省长在红溪河卡布村主持了龙舟竞赛。

接下来的2004年12月，印度洋板块与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发生地震，离近震源中心的印尼亚齐省，受创格外严重。黄荣年再度与慈济同仁一道赶赴慈济台中分会，报告亚齐灾情，并很快启动了募款计划。

那是一场印尼举国关注的募捐。然而，在媒体的镁光灯下，其他企业捆绑自家名头的救灾标语都分外醒目，却惟独不见黄荣年所在的“金光集团”的字样。

“其实我们的员工早已在当地帮忙救灾，不过打的却是慈济的旗号。”黄荣年说，公司主管的确担心过，外界会以为金光对灾民不闻不问，但自己无意就此向媒体做出特别说明。“慈济或金光，都只是一个名字而已。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做了有意义的事，帮助了有需要的人。”

如今，金光、慈济两边忙的黄荣年，还要兼顾集团在印尼、中国等地的教育慈善事业。他常常跟身边人打趣说，自己那种全天都比较空闲的“普通日子”已经用光了。

平时除了早起做运动、忙公事，他其余仅有的时间，都用来陪太太和女儿。他没有任何烧钱的嗜好，常穿的衣服也就那么几件，甚至叮嘱太太不必费心帮自己采买新衣。

这是他认可、并乐在其中的生活状态。他说：“投身慈济，从眼前看，是用善款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但从长远看，我希望可以将慈济精神传播给更多人，同时让金光集团成为连接政府与大众民生的纽带。你看，我哪还有时间去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