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向墨 一澳洲中國和平统一促進會會長，澳洲廣東僑團總會主席

政治參與的“冷感”，一直是華人、尤其是海外華人長久以來的痼疾。這其中，主觀因素是關鍵。“冷感”首先來自歷史的慣性。祖籍國歷史上頻繁且慘烈的 王朝更替和政治鬥爭，令海外華人對政治如驚弓之鳥。因此，無論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道理，還是“唇寒齒亡”的現實利害，對個體來說都抵不過“莫談 國事”的明哲保身。華人雖在澳大利亞聯邦建國之前即已成為這片土地上的建設主力，佔有比如今更大的人口比例，卻因長期的“白澳政策”人口銳減，血淚辛酸， 謀生安居已經艱難，參政更是奢談。

其次，海外華人，無論在澳美歐，還是東南亞，大多經歷了從苦力（Coolie）到三“刀”（菜刀、裁縫刀、理髮刀），再到三“師”（律師、醫師、專業技 師）的變化，篳路藍縷，艱難求生。現在儘管正邁向更高階段的三“家”（資本家、科學家、企業家），多數個體依然以經濟上的“齊家”為最高目標，參政仍然是 “肉食者謀之”的奢侈，敬而遠之。

同時，捫心自問，華人對政治的“冷感”，也有未能直言、甚至未必自覺的“搭便車”心態。在海外參政，時間精力耗費不菲，不僅利益非我獨享，風險也難以分 攤，且澳大利亞“當官”的收益，甚至未必比得上自己獨力即可經營的小生意。在此“經濟人理性”驅使下，觀望他人參政成為華社常態，他人成則我搭便車，他人 敗則我無損分毫。

如此“冷感”，其不良後果早為同胞所共見、且共歎：

一是利益代言缺位。但凡政府重大決策，華社參與程度往往過低，甚至在政策決定後才有所知曉，不得不被動接受。而一旦遇到問題，只能訴諸中國傳統的“上訪陳 情”，消極被動。回顧歷史，“白澳政策”下華人的苦難流離，華社的渙散、缺乏遠見和發言權，甚至放棄追求發言權等，都是重要主觀因素。殷鑒不遠，必須痛定 思痛！

二是政治捐款盲目低效。華社在參政普遍“冷感”的同時，卻熱衷有為各路政客奉獻政治捐款的普遍熱情。看似矛盾，究其實質，卻是“冷感”的另類體現：將政治 捐款當作“買路錢”，以為宴席上的客套就是某種“交情”，期望金錢上的示好換取日後的關照。這種“買路錢思維”的捐款，與主流社會的政治捐款，最大區別在 於：對人示好，對事漠然，不關注、更不致力於影響具體政策。在這種心態下，華人往往被各路政客當作競選的“現金奶牛”，其當選後因為“奶牛”的無訴求，而 不需顧及華社的利益。

三是“唐人街政治”的鴕鳥心態與內耗。華人雖普遍對主流政治“冷感”，卻又熱衷華社的“窩裡鬥”內部政治。山頭林立的各類社團是沒有泯滅的原始政治熱情的直觀體現。一些同胞，通常拼搏於“唐人街政治”自娛自樂，無法躋身主流社會，“內戰內行、外戰外行”，耗費華社資源。
提升參政熱情，加大參政力度，歷來是華社有識之士的夙願，更是凝聚華社力量、提升華人地位、推動澳中關係、參與澳大利亞公共政策制定、服務澳國家與社會的必由之路。

首先要在觀念上改變對參政的一些普遍性誤讀。

一種誤讀，是將參政等同於競選公職，謀得“一官半職”，目標錯位，忽視民意以及公共事務 ，無法為選民和社區接受。

其二，要消除参政“距离感”，参政不是“肉食者谋之”，民主社会强调公民权利与责任，政治不是精英阶层独享的权利，全体有选票的华人都可以积极公共与政治活动，以不同方式推动推进华社及国家的利益，真正“匹夫有责”。

其三，參選必須要在基層深耕細作，廣植民意，美國與澳洲的經驗都表明，一些華裔競選者敗選，一個主要的原因在與其平時很少參與公共事務，以及公益慈善，即廣義的政治參與，競選時臨時抱佛腳，民意難以認可。

另一種誤讀，是將中國傳統的官民關係套用到海外，認為當官就該“為民作主”，無論大事小事，都試圖依靠議員、尤其是華裔議員一臂解決，忽視社區、團體及大 多數的力量。相當多的華裔議員，都有過此類不可承受之重的困擾。這背後，既有自利的理性驅動，更是對澳大利亞政治體制缺乏基本瞭解。

從“移民”到“選民”，從“客人”到“主人”，華人的觀念轉變並不輕鬆。

更重要的是團結和包容。

澳大利亞華社的人口組成複雜，內部異質性強。一是地域之別，分別來自兩岸四地（陸、港、澳、台）、東南亞諸國等。二是語言之別，母語分別為普通話 （國語）、廣東話（粵語）、上海話、潮汕話、閩南語、客家話乃至英語。三是政治觀點之別，比如海峽兩岸的，有的親大陸、有的親臺灣；又比如同來自臺灣的， 有的親藍、有的親綠。四是經濟地位之別，貧富階層的差別。此外，還有代際之別（第一代移民vs第N代ABC）、血緣之別（純華人vs混血華人）、民族之別 （漢族vs其他民族）等等。這些強烈的異質性，加上歷史慣性的不抱團，令華社形成各種亞文化圈，多有衝突，令“不團結”成為困擾全球華人社區的痼疾，各地 亦都有因內訌導致競選失利的案例。然而，猶太人在這方面堪稱榜樣：猶太社區內部的異質性，並不亞於華社，但他們卻很好地把握和解決了內部紛爭，合力對外。

華人不僅要加強內部內部，還需加強與其他民族社區的團結並且有目標地支持或借力主要政黨及其民意代表以及其他政治組織。坦率地說，華社目前說還算不上是真 正開放和包容的社區，遇事往往更多地考慮本身狹義的利益，氣量不夠，包容性差。在民主社會，那些僅僅依靠本民族、而非根植於大多數社區的政治訴求，很難獲 得更大的影響力。先賢所言的“推己及人”、“海納百川”，依然值得我輩深思。如何將民族的利益訴求，包裝、昇華為大多數社區的、主流的訴求，是民主社會生 存與發展的基本功。

第三是實力。

民主社會，政治乃以實力為根基，既包括選票（人口）、鈔票（財力）這樣的硬實力，也包括語言和政治運作等軟實力。

據美國的相關調查，少數族裔競選成功，至少需有5%的選民支持基礎，而導致華裔、亞裔競選艱難的最大障礙，就是人口比例與分佈。作為澳大利亞的少數 民族，在可見的將來，華裔不可能在人口比例上獲得快速大幅提升，但是在局部區域形成相對的集中優勢，則已有所體現。如何更有效地整合華社有限的選票資源， 形成局部相對優勢，是今後華社參政必須攻克的“技術課題”。

在民主社會，民意是選舉的生命，資金是政治的母乳。不亞於人口和選票，財政實力同樣發揮相當的影響力。華社在這方面的問題，尤其與猶太社區相比，依然是政 治投資分散，沒有形成合力。如何用好、用足這些實力，是今後華社參政所需解決的難題。此外，隨著資金實力更為雄厚的華人新移民不斷加入，如何吸引、鼓勵、 引領他們善用選票，投放政治捐款，遵循並熟練掌握主流社會的遊戲規則，為華社和澳大利亞社會謀福利，既是華社加強參政能力的機會，也是對華社整合能力的挑 戰。

軟實力方面，無庸置疑，語言一直是制約華社參政的主要障礙，“政治運作能力”——熟練掌握並運用主流政治規則的能力同樣關鍵。將華社的聲音擴散到全澳，調 動廣大主流及民族社區地支持，吸收在政治訴求上有共同利益的同盟軍和支持力量，或者是減少某些訴求上的反對聲音，都是至關重要的。華人的教育，不能僅僅滿 足於培養謀生層面的“三師”（律師、醫師、專業技師），也要致力於培養一批具有雙語能力的政治學、社會學、藝術等領域的學者和意見領袖，一批能熟練穿梭于 政、商、學“旋轉門”的杰出人才。

自1848年10月2日，“獵人號”(Nimrod)三桅帆船載運120名中國勞工來到悉尼，掀開華人移民澳大利亞的現代史，迄今已經167年。

這一個半世紀來，澳華社區與祖籍國一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近三十多年來，受益於祖籍國的改革開放，澳華社區無論在財富積累、教育素質等各方面，都達 到了新的高度，具備了在更高層次上開創參政新紀元的基礎條件。華社內部也有了更為強烈的參政需求，主流社會更是期待華人為澳大利亞建設、尤其為澳中兩國攜 手合作作出更大貢獻。

對於華人的政治參與，不能單純地從功利性、工具性角度來認識，而更應該著眼於華社融入澳大利亞、推動及鞏固澳中關係、建設我們子孫後代共同家園的高度。政 治參與，不僅僅是基於保群維權的利益考量，也是基於非常現實的理想——與其它各民族一道，為子孫後代建設一個更為和諧美好的澳大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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