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月六十多个亚裔团体联合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投诉哈佛大学，指责哈佛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以各种手段来限制亚裔学生的名额。研究显示各名校对亚裔学生的名额限制是实际存在的。 无论是美国的主要媒体还是华人社区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针对犹太裔学生歧视性的名额限制今天在亚裔身上重现了。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平权政策的存在导致华(亚) 裔的名额受到了限制。也因此，2014年加州旨在寻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学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亚裔族群的强烈关注和极力反对。 根据2012年的数据，亚裔人口是犹太裔的三倍以上。 据今年最新的统计，亚裔在哈佛新生中的比例是21.3%，耶鲁的比例是20%。 而根据www.hillel.org 提供的数据，在哈佛犹太裔占学生总数的25%，耶鲁是27%。 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犹太裔的录取率是亚裔的三倍以上。 更值得一提是，越来越多的学校积极提高犹太裔学生的人数，使其能达到常春藤名校的比例。 这些事实反映出平权政策在今天并没有影响到犹太裔学生在名校的录取。问题是犹太裔是如何打破名校在录取过程中对他们的歧视？为什么过去对犹太裔的歧视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能从犹太裔身上学到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冲破所面临的困境？ 在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名校自身的特质得到启发。即我们需要了解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的原因是什么。 但在名校中有两项特质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一项是名校都有着雄厚的资金， 其保证了名校可以招徕最优秀的学者来校任教，保证了名校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领先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了名校有条件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即使他们无法缴纳昂贵的学费。 另一项就是名校的毕业生中不断地涌现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这些人士在社会中给名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人们意识到名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超群的实力。这使得名校成为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和学生所向往的圣地。 因此，有了上述这两项特质，名校就可以“可持续性地”享受着名校的地位。 既然名校需要有雄厚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的来源自然是名校极为重视和关注的。 以哈佛为例。 据2012年发表在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网站上的一篇文章显示，哈佛的学费从1990年的一万三千美元（$13,000）增长到2012年的三万七千美元（$37,000）。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每年的学费总收入由一亿五千万（$150 million）增长到两亿五千万（$250 million）。其间哈佛每年还需要为经济上并不富裕的学生提供大量的资金补助。然而在同一时期，哈佛自己的捐赠资金（Endowment Funds）每一年的投资回报却是学费收入的五至十倍，有时甚至高达二十倍。 相比之下，学费的收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目前哈佛的捐赠基金已超过三百亿美元（over $30 billion）。按照规定，每年其5%必须拿出用于教育等慈善活动。这样哈佛每年就有十五亿（$1.5 billion）的资金可用，远远超出了每年的学费收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哈佛决定减免当年所有新生的学费，或是增加新生学费的一倍所导致的资金上的变化完全不影响整个学校的运作 。 我们再进一步看，以哈佛自身的核心部门，艺术和科学学院（Division of Arts and Science）为例。每一年哈佛付给该学院450名教授的工资大约是八千五百万美元（$85 million）。这使得这些教授的平均工资（近十九万美元/年）成为全美各大学中最高的。 但在2004年，哈佛付给管理其捐赠基金的头五位基金经理的总金额达到七千八百万美元（$78 million）。所以捐赠基金在哈佛运行机制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捐赠基金在名校中具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捐赠基金的资金来源。根据www.chronicle.com 网站所公布的数据，在1967年至2015年间，常春藤大学加上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所收到的五千万美元（50 million）以上的捐款的总额超过了一百亿美元（over $10 billion）。 其中白人捐款比例为63%，犹太裔为29%，而亚裔的比例则为6.8%。如果剔除海外印度公司（Tata Group）及香港企业家的捐款（有些人甚至没在美国上过学），则在美的亚裔只有雅虎的杨致远（Jerry yang）一人捐款（$75 million） 。 这样在美亚裔真正的捐款比例则降到0.7%。另外捐款的总人次为79人次。其中白人占54%，犹太裔占33%，在美的亚裔则只占近1.3%。由此可见，无论是捐款额还是捐款人数，亚裔对事关美国名校生存的捐赠基金的贡献可以是忽略不记的，和亚裔学生占学生总数20%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由于绝大多数的捐款都是校友对母校的捐赠，如果按现状发展下去，任何由于增加亚裔学生而导致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的下降都只能造成未来名校捐赠基金来源的萎缩，以至其名校的地位将因此而动摇。 我们再来看杰出校友为名校所带来的巨大声誉方面的贡献。我们常常说亚裔在学术领域贡献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查看一下美国科学院数理化三个学科的院士情况，亚裔院士所占的比例仅占5%。从诺贝尔奖的角度来看，诺奖获奖者共有889人。其中在美华裔只有7人获奖，占总人数的0.79%。而犹太裔共有114人获奖（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是华人的16倍之多。 除了爱因斯坦，相比于学者，社会上的杰出人士对母校声誉的贡献则是更加深远和广泛的。比如哈佛和耶鲁都贡献出不少总统和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及其他重要的政界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就有哈佛毕业的原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耶鲁毕业的曾竟选副总统的参议员Joe Lieberman，哈佛毕业的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Chuck Schumer, 等等。 其他著名人士包括哈佛毕业的著名演员Natalie Portman (犹太裔), Matt Damon, 耶鲁毕业的Meryl Streep, James Franco, 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Jake Gyllenhaal (犹太裔)。还有来自哈佛的微软的Bill Gates，Facebook的Zuckerberg, 以及高盛证券总裁Lloyd Blankfein 及一大批活跃在华尔街的犹太裔投资家们。 总之，白人及犹太裔的校友在捐款回馈母校的同时，也为母校带来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和声誉。 而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则缺少影响广泛的杰出人士。骆家辉，赵小兰，以及担任过能源部长的诺奖得主朱棣文虽都曾位居高位，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无法和上述人士相比。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华裔是曾在NBA打球的姚明，但现已回国。接下来有广泛知名度的就是曾掀起“林旋风”的林书豪。林书豪让全世界都知道哈佛也可以培养出优秀的NBA球员，而这才是哈佛真正想要的人才，真正渴望的校友。即使如此，总体来看华裔校友对各名校在声誉上的贡献和白人及犹太裔相比仍是微不足道的。 既然名校的捐赠基金和社会声誉对维持其名校地位是如此的重要，那么用我们现在常用的语言来描述，这两项就是各名校的“核心利益”。 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任何要压缩白人和犹太裔学生在校比例的后果就是造成未来捐赠基金来源的萎缩及校友在社会上声誉的下降，这都是对其“核心利益”的侵犯。 我们今天看到的数据及分析的结果相信各名校的管理层早就了然于胸，他们应该早就有更详细和更全面的分析结果。也因此，维护他们自身的“核心利益”，维持白人和犹太裔学生的比例事关学校作为名校的生存大计，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场生死之战，所以校方是不可能后退半步的。 回顾历史，名校在录取过程中以课外活动，领导力，创造力等主观因素来考查学生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控制犹太裔学生入学比例的权宜之计。当犹太裔不断地涌现出社会中的杰出人士后 ，这种限制或歧视就显得不必要了。而今天，这些主观因素则被用来控制亚裔学生的比例，因为校方可以用来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进行辩护。 所以，当华裔学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多的课外活动时，其结果只是和其他亚裔学生竞争，因为白人和犹太裔的地盘我们目前还没有实力去触动。 当亚裔团体指控哈佛歧视亚裔学生，控制亚裔名额，我们强调的是教育上的公平性，强调的是亚裔必须比白人在SAT上要高出140分的不合理性，强调的是亚裔的人权应该受到保护，我们想到是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与此同时，校方也要尽其所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亚裔学生身上名校的录取和产出实在是不成比例。所以亚裔团体的这次抗争注定是很艰难的。 我们从犹太裔身上学到的经验就是，亚裔必须要有很多杰出的人士出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的问题。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