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闲雅的生活，其经营的起点，可以说从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架构而展开的。首先，所谓的闲雅，必要的基本条件是「闲」，即要有时间上的余裕，至少在感受上，必须要有一种不为时间所役的「闲情」；再者，必需要有个「雅」的空间来承载、投注、寄托、体现他们的闲情。

所以，士人的生活经营，除了基本生存条件的经营等世俗层面外，他要在概念与形式上，重新建构新的时间、空间：在时间上扫落世俗名利的算计，求其「闲」；在空间上，利用诸种花木器物的摆设，求其「雅」。

这里很清楚地表示出来，焚香、字画、钟鼎、砚、琴之类的事物都是为了营造一种逸脱于世俗世界的感觉──即所谓的「不知身居尘世」，这种脱俗的感觉可说就是一种「意境」，这个意境就是经由种种「长物」的存在，以及人和物的不断互动，而开启出来的一种美学生活境界。

刻意追求这个脱俗的意境，来作为感官的伸展、个人情感的寄托，甚至生命的归属，正是明清文人生活经营的要点，也是明清文人文化的重要基础。

冒襄在《影梅庵忆语》中回忆他与董小宛的闺房之乐时，特别记及他们都是香品的爱好者，两人常「静坐香阁，细品名香。」他们为了品香，也各方购求各种香材，再自行加工炼制。

董小宛逝世后，这段炼香品香的日子，成为他刻骨铭心的记忆：「忆年来共恋此味此境，恒打晓钟尚未着枕，与姬细想闺怨，有斜倚董篮，拨尽寒炉之苦，我两人如在蕊珠众香深处。今人与香气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于幽房扃室中也。」 这对才子佳人之爱恋香气，于此可见一斑。

对应于嗅觉的香品是士人经营其文雅生活的重要元素。「必焚香必啜茗」乃是晚明名士的标志性行为，焚香以成为文人优雅生活的重要项目之一：

《长物志》也将之列为讨论范围，其〈香茗〉之卷启首即谓：

焚香与品茗两者相互为用，可以在各种不同的闲隐生活中发挥作用，呼应不同的生活情况与心境，营造出一种特别的生活意境出来。

对于香品的讲求已成文人之普遍行为，而关于香品论述亦不止于《长物志》，事实上，论及闲赏之著作，多有涉及于此者，如张应文之《清秘藏》、高濂之《遵生八笺》、毛晋之《香国》、屠隆之《香笺》、项元汴之《蕉窗九录》 ……等，都有专文论之。

而《遵生八笺》中之所论乃更详于《长物志》：

这个说法与《长物志》有相类近之处，而言之更详，对于香品的感悟，已成为一套文人雅士，辗转流传，相沿成习，以至于成为共同认可、依循的生活指南。

高濂关于香品的讲究，除罗列各种香品，让我们见识到香品种类的繁多外，他另有「焚香七要」之作，讲述焚香之种种器具、用途与操作法则，提示焚香要诀后，他更介绍十余种「香方」，据称此乃录自「近日都中所尚，鉴家称为奇品者」，凡此俱可见，当时香品之讲究，实已极为繁复。

高濂将香品作不同的归类，而在作这些归类的同时，他赋与这些香不同的人格化特「质」:

「幽闲」、「恬雅」、「温润」、「佳丽」、「高尚」，将物视「如美人好友」，将物当作一种具有人格意涵的对待对象。

因为这些香品带有人格性，所以它们也就在生活中，发挥其特质，融入各种生活情境，并与其中之种种心境相呼应。

焚香具有营造生活情境的作用，不同特质的香品，经过焚烧即可召唤出不同的心情。如此，透过感官的作用，个人乃被不同特质的物引导入不同生命意境，而这正是一个离异于繁琐现实，去俗入雅的生命情调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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