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

这些年我主要给艺术学生讲演，从来没跟非艺术专业的军人、医生交流过。主办方让我讲讲“人文”，我很茫然。人文是大话题，容易空。讲什么呢？我跟军人有渊源。我的爷爷是国民党军人，黄埔军校第七期毕业，参加过抗日，也参加过“剿共”，在淮海战役打了败仗，被俘虏了。他属于邱清泉兵团，打败他的是解放军二野还是三野？我忘了，但其中有个军人后来成为我的岳父。所以当年我爷爷败给我岳父。爷爷后来逃到老家广东，共产党一路打到海南岛，他就到台湾去了。

当然，我爷爷不可能见到我，我也不可能见到他。直到1989年，我才有机会从纽约到台湾去看他老人家，当时他已经过了80岁了。第二年，我父亲作为对台干部，被批准到台湾，把我爷爷给拽回家乡，得到善待，在那里终老去世了。所以，我跟军人有这样一层关系。我是“文革”一代人，老知青，插队8年，出国又是“洋插队”，整整18年。我的学历实际是小学毕业。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我勉强上过两年初中，数学、语文课都没有上过，就是参加批斗老师，参加游行，参加劳动，混了两年就和几十万知青到农村去了，从此再没上过学。等到1978年我考上中央美院，已经25岁，忽然变成研究生，让我填写学历，我就填小学毕业。他们说不可以这样填，你是同等学历，但我坚持这样填。到2000年，我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聘用，又要填学历，我仍然坚持说：我小学毕业。

我也没教养。通常所谓“教养”，第一条，总得有礼貌。可是我到现在遇到有些小礼节，还是止不住地没礼貌 ―― 我喜欢逛古董店，最近我到罗马旅游，找到两条专卖古董的大街，一家一家进去看。有一家进去后，我就埋头看小雕塑、小文物，然后向一位很有风度的老先生问价钱。问了几件，老先生都说不卖，我说：“为什么不卖呢？”他说：“这是我的店，你进来了，不跟我打招呼，就在那里看，然后问我卖不卖，我不卖。”我很少脸红的，当时脸红到脖子，非常难为情。我小时候常被大人训斥，训斥的理由不是顽皮捣蛋、翻墙砸东西，而是没礼貌，并不是这个人不好，实际上是不懂事。小时候，年轻时不礼貌、调皮，甚至粗鄙，情有可原，尤其是在那么一个粗暴荒凉的年代；可是岁数大了，在罗马，在文艺复兴的故国，不经意之间，小时候“文革知青”那种没教养，那种粗鄙的人格，就露出来，这位老人把我点醒了。非常小的一件事情。可是所谓教养、所谓礼貌，全看小事情。今天，我们的所谓“人文”状况，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普遍的教养，出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在我们十年记忆中，中国的国运，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国家强大了，经济增长全球最高，年轻一代越来越知识化、现代化、国际化。可是也因为这二十几年的经济体制转型，中国又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问题：大家都同意，我们的人文素质发生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满意。

“人文”这两个字，汉语原来是没有的。这个词，实际上最早是从“文艺复兴”那里来的。文艺复兴以前，漫长的一千多年中世纪，人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罪人……到了文艺复兴，所谓“人”，所谓“人的价值”抬起头来，简单说，就是世间一切，人最重要。

文艺复兴是个物理、天文、哲学等大发明时代，人类忽然跳跃着进步了一次，它泛指所有学科、所有学问，总起来，叫做“人文”，叫做“人文主义”。按理说，中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教育，文艺复兴的价值观和所有学科知识，我们差不多都掌握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提人文教育？提人文素质？素质，也泛指很多内涵，但我宁可用比较都的字，叫做“教养”。我今天讲课的题目叫“人文与教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的教养，是慢慢养成的；二是推动教养，是历史慢慢形成的。我特别注意后者：几十年来，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些国民失去了教养，而且是起码的教养？很多很多有地位的人，教授、官员、社会名流……你仔细去看，他们未必有教养。我本人的没教养，刚才已经有个例子。现在说个别人的例子，是别人对我没教养。我有一次在厕所正撒尿，一个仪表堂堂的青年，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是个研究生，立刻跑过来站在我后面大声说：“你是不是陈老师？我是从江西来的，你江西插过队，我要跟你照个相。”我非常尴尬，因为我正在撒尿。他那样没礼貌，完全不懂应该在外面等我，不懂得不可以这样对一个长辈说话。出了厕所，他早已准备好了照相机，把我像人质一样一把夹住，不由分说就拍照。这样情况我不止一次遇到 ―― 虽然并不是每次都在撒尿 ―― 但一上来就抓紧，拍完就走，然后跟人说，你看！我跟陈老师合影。我们小时候，所有大人都不许我们这样对待人，可是如今变成大学里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对我一个人，所有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或必须认识一下的，都这样，行话叫做“混个熟脸” ―― 这就是没教养。

20世纪90年代有个案例：美国爱（依）阿华州，一位中国留学生枪杀了他的三个老师，还有他的一个中国同学。他叫卢刚，在中国是天才班培养的，成绩优异，很年轻就出国。和另外一个天才学生，温州人，两人都在爱阿华州大学修天体学，都师从同样的导师。卢刚没得到他要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得到了，他忌恨同学，也忌恨老师。他带了手枪到不同的教室，把几位老师一个一个打死，也把那位温州同学打死。

事情发生后，美国非常痛惜，并不是痛惜他开枪杀人，因为美国经常发生校园枪击案，隔三岔五会有报道，这是美国的老问题 ―― 美国痛惜什么呢？在全世界天体物理研究方面，一共有6个最顶尖的教授，现在有3个没了，被打死了。天体学研究近百年的累积，现在一半变成空白，失去了重要的研究者。但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健全法制，营造司法改进的环境。但一个国家只有法制是远远不够的。我在美国呆了这么久，亲眼看到这是个法制严明的国家。可是法制不能解决所有事情，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法制是其中一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人的教养，人的行为规范。留学生卢刚案真正动人的是后面的故事，中国人听了，简直匪夷所思。爱阿华区是个大学区，有将近上千名中国留学生，卢刚案发生后，全体中国留学生和家属非常紧张：我们在别人国家犯了案，杀了人，出门怎么面对美国人？可就在案发当天晚上，爱阿华州所有中国留学生家门口都有一封信塞进来，是当地教堂散发的，大意是说：“请所有中国人不要紧张，不要愧疚，我们都是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请大家一起为死难者祈祷，为凶手祈祷。”中国人安心了，第二天上学、上班，又受到美国同学和同事的口头安慰，然后教堂请中国人（不管信不信教）都来参加仪式，原谅罪人，超度死者。这事发生在我们国家会怎么样？我相信政府会有理性，不见得失控、失态。但在一个道德传统没有中断的国家，或者道德传统严重中断的国家，一旦发生这种悲剧，你会见证二者的差异。

今天整个人文状况发生问题，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五四运动”，近因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是我们民族长期传递的核心价值观被中断了。中断以后，可以恢复，但伤口留着疤，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文化断层比肉体破裂可怕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五四运动”把整个先秦诸子以来的大统，基本上给否掉了，但中国要现代化，要转型，不动这大刀子不行。1919年不可能预见大统，而文化大革命把“五四”传统也颠覆掉了。那十年，人的问题，社会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慢慢显示出来，在各种形态、各种人群中，由各种新的原因和旧的病根，处处显示出来 ―― 这是真正严峻的问题。但我们要对国家的历史有个大的体谅。为什么古老民族在当代遭遇现代化，必须转型，必须付出代价，甚至必须抛弃传统？因为那些传统不再适用新的国家形态，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结构 ―― 所谓“人文”，所谓“教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就是这样作为代价牺牲掉的，直到国家富强到一定程度，我们又回到这个问题，回到“人”的问题，没法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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