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故事 华人自述美国福利制度:好待遇养“懒人”

2015年12月18日 旭飞美国移民


在我们留学的那个年月,即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出国的主力都是“一贫如洗”的。他们大多是从美国的大学拿了全奖,有的借钱买张机票,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打天下了。那些“有钱”的,即靠海外富亲戚担保的,过签证关都难。拿全奖的“一贫如洗”者,则很受礼遇,一两分钟就过关了。还有些人,连考托福的钱都没有。

当时我们夫妇都在耶鲁攻读博士课程, 待遇按说不薄:免学费之外,学校提供一万美元左右的生活费,外加医保等等,只要不奢侈,生活上不用愁,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不过,这种支持,一般只延续六年,除非你在校外能申请到基金,否则六年后就不会衣食无忧了。我们前几年忙于学业,根本没敢想要孩子的事情。等妻子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才生下小女。女儿两个月时,一家三口都到了日本,妻子进行论文研究,我则学习日文。可惜,为照顾不满一岁的孩子,妻子不能如期完成论文。我回美后匆匆通过博士论文资格考试,就只剩下一年的奖学金了。

这就是我们“一贫如洗”的状况:从日本回来后,一家三口,收入全靠我的奖学金,而且只能吃一年。耶鲁奖学金中的生活费部分,比照的是当地的生活费用标准。我们穷惯了,一般消耗比这个标准低许多,一度两人分享一个人的奖学金也可以过得不错。但是,一家三口用一个人标准的生活费,显然就不行了。尤其是女儿,需要另有医保。我们因为是耶鲁的学生,自动享受学校的医保。如果再加一千多美元,女儿也会被我们的医保覆盖。但是,当时这一千多块对我们是笔非常大的钱。

经过一番咨询,还是按照“专家”的指示办理:让女儿加入给低收入阶层的免费医保,这个大概是属于“医助”(Medicaid)范围,一直能管到19岁。老实说,刚开始面临这个选择,我们颇为迟疑:耶鲁是个精英大学,医疗系统相当有水平。女儿加入“穷人医保”,会不会受委屈?后来专家们耐心解释:这种医保在质量上绝对不会有差别,只能是更好。


穷孩子享受了国家的哪些福利?

比如,我们没车。拿着耶鲁医保看病要自己想办法去医院。穷人医保则考虑到穷人没车的现实。所以给孩子看病(包括例行检查),只要事先预约,政府会派车接送。另外,拿药也是免费的。看病找什么专家,还是自己随便选。大家都去耶鲁纽黑文医院。我们还真用过几次专车带孩子看病。那是医用的小面包,里面各种仪器俱全,一看就是精心为各种病人设计的,设施比普通车辆舒适豪华多了,颠簸小,空调温度极为稳定,而且每次来都只接送我们一家。用了这么几次,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这要花政府多少钱呀!于是以后带孩子看病,除非刮风下雨,我宁愿让她坐在我脖子上走半个多小时到医院。还好,我是练长跑的,扛着孩子走这么远小菜一碟;女儿坐在爸爸脖子上也开心得不得了。

除了这种免费医保外,女儿还享受每月几十美元的WIC支票,这是用于她的营养补助。父母凭着这种支票,可以到超市购买各种食品。当然,这里面有些限制。有些高档的、名牌的东西不能买。不过,当时用这种支票买来的东西很多,女儿根本吃不完。我们当父母的也就跟着“蹭吃喝”,比如牛奶、鸡蛋、果汁等等,吃了不少女儿的。这里的原因,大概是女儿个头儿小、胃口小,吃不完美国孩子标准的食物。

这种福利,并不仅仅是把钱送到你手里为止。这种食物券,每两个月领一次,领取前必须和营养师会面,营养师会耐心询问孩子的健康和饮食状况,提供各种建议,有时要查看医院例行检查的结果,甚至亲自检查孩子。


这些,是一个穷孩子所享受的国家福利。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父母是两个博士生,都有学业要对付。女儿要送到幼儿园去。不像北欧,美国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幼儿园是私立的,所费不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进行了最大的一次冒险。那时女儿随我们刚从日本回来。在日本时,享受着日本式的福利。幼儿园虽然难进,但等了半年进 了公立幼儿园,一周六天,每天九个小时,连午餐、尿布都包进去,全是免费的。回到美国14个月,需要上幼儿园,但那种日本式的福利全没了。妻子把附近的幼儿园访问了个够,最终走进一家名叫“创造儿童”的幼儿园,附属于纽黑文的儿童博物馆,建筑都连在一起。她一进去就傻了眼了:这里真是孩子的天堂呀!老师全是大学毕业,能唱能跳,还有些多才多艺的耶鲁学生来打工,而且一个全职老师最多看三个孩子。幼儿园根据哈佛心理学教授Howard Gardner的多重智能理论进行设计,不教读写,各种益智活动多如牛毛。在纽黑文,进这个幼儿园要排长队,有的家庭甚至要等上两三年。当然,价码也不低,一个月1200美元,我奖学金中的生活费全部拿去还不够。

那天妻子回家告诉我:“我把孩子登记上了。”说完这话,我们俩都吓傻了。妻子承认,这是非常不理智的决定。但是,她看到这个幼儿园时,就觉得看到了女儿的理想成长环境。她纠结许久,最后下决心就凭一个信念:“父母穷,孩子有什么责任?!”我一半宽慰她一半宽慰自己地说:“别担心,虽然登记上了,但恐怕轮不到。”没想到,一周后院长打电话来:“有空位,你们很幸运。我们正需要一个这种年龄的女孩儿(这个幼儿园孩子的年龄性别结构很严格,女儿正好被挑上)。你们不需要现在答复我,周末好好讨论一下,但下周一必须给我回话”。那个周末,我如坐针毡,但扭不过妻子。孩子马上就上幼儿园了。

这一年怎么过?我的奖学金全给幼儿园了。另外,因为事先多少想到会走这一步,我们在两人都拿奖学金的“宽裕”时期依然节衣缩食,一年基本能省下一个人的费用。这点积蓄正好救急。与此同时,我不得不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搞学术的状态,开始给香港和新加坡媒体写稿,一个月弄好了有几百块。妻子在学校当了半年助教,有六千块的收入。这样,一年勉强过得去。


第二年,幼儿园第的学费涨了。但是,园长帮助我们找到了每月一千块的助学金,我们每月缴三百多就行。就这样,我们从2000年坚持到了2004年我在波士顿找到现在的教职。

到那时为止,我们确实一贫如洗,看着银行账户上一天比一天少起来的存款而寝食不安。但是,女儿居然享受了绝大部分孩子享受不到的优质学前教育。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故事讲讲容易,要分析评价,乃至引申到社会制度的优劣问题上,就难了。孩子出生后的五年,我们有着初当父母的极度快乐,但这也是在美国生活最为艰难的五年。过大的心理压力,把我们的生活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在这种煎熬中,我们不能不羡慕北欧那种“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制度的优越。美国的福利,则是“收入审查”Means-Test型的,即你要获得某种福利,必须向政府提供有关家庭收入的信息,证明自己的收入水平低于某种水平,然后才能获得领取福利的资格。中国人理解的福利,基本也属于这种类型。


福利养“懒人”?

美国是个地方权力很大的国家。各州的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区别,很少欧洲那种整齐划一的福利制度。在我看来,这是美国的弱点。比如那种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免费幼儿园,在美国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公共设施,恰恰是国民素质的基础。  
     
我研读过一些欧洲的福利制度史。欧洲人一开始对福利的看法和中国人很类似,觉得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都是蹭吃喝的劣等人。比如英国早就有《贫困法》,旨在救济穷人,但又要时时杜绝养懒人,要求接受救济的穷人必须在贫民工厂(Poor House)干活,工作条件比普通工厂恶劣得多、获得的薪酬也低得多。目的就是刺激这些穷人走出去自食其力。一位英国教授回忆,他小时候家边有个贫民工厂,有些老人谈之色变、甚至不要走近那里,看到那房子就魂不附体。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进去。中国前一段有廉租房不能修私人厕所的讨论,立意和这种贫民工 厂非常接近,就是觉得穷人是劣等人,需要这种严酷的管理,否则他们就被养懒了。


后来欧洲人怎么变了?一大因素,就是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劳动人口特别是中产阶级高度集中。经济危机一来,许多被大家公认的克勤克俭的“体面”家庭也流离失所。而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轮到。这样全社会就开始反省: 贫困是一种不幸,需要帮助;贫困本身并非罪孽。后来全民式的福利在欧洲展开,和这些经验关系很大。

我现身说法,有着同样的意图。如果说“福利养懒人”,吃福利的人都是“蛀虫”的话,那么就看看我这个被养出来的“懒人”好了。我们夫妻二人,在国内大学读的是北大和复旦,高考时都是所在地区(北京和浙江)的前几名。博士也读的是世界最好的学校。“懒人”能这样吗?

记得在耶鲁头几年,每年仅圣诞节和感恩节晚上去导师家吃饭,几乎没有一个假期。离纽约那么近,除了一次到日文书店买书,几年都没有去过。教室—图书馆—健身房—家,这种四点一线的生活,多少年如一日。我从本世纪初“蹭吃喝”开始至今,出版了大约二十本书,在几个报纸开专栏,属于撰稿量最大的专栏作家之一;我在美国大学有全职工作,同时还开办“留学预备课程”,为一批中国学生进行留美的学业准备;除了这些,我还进行高强度的体育训练,每周跑上百公里,五十三岁能用一个半小时完成半马。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成就。但是,同时干这么多事情,面对这样的工作量,不用说中年人,有几个年轻人能够承担得下 来?


被福利宠养的“懒人”有责任力挺基本社会福利

类似的故事,在美国也读过不少。很多拿过福利,后来成功的人,出来现身说法:多亏那点福利,否则我走不到这里。如今成功了,则可以加倍回报社会。我们何尝不是如此?  中国近三十年经济崛起,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西方哪怕是最强调市场的舆论,如《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这 类倡扬自由市场的媒体,也反复指出中国的“社会投资”不足。所谓“社会投资”,其实主要是教育和福利等公共投资。孩子就医就是一例。给孩子免费医疗怎么会 养懒人呢?

中国正面临着老龄化社会。如今的青年、中年人,最终都将面临着养老危机。现在的孩子,就是未来养活自己的人。以中国的国情,每个孩子都是宝,其身上的附加值不是一般地高。孩子有病得不到医治,导致病残甚至死亡,岂不加重中国的养老危机?岂不摧毁了中国未来最宝贵的财富?

放眼世界,最有效率、最富有、最和谐、最幸福的社会,还是福利国家式的社会。建设这样的社会,不仅仅需要制度。任何制度要有效运行,都需要社会的支持。福利社会背后,是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操、一种对弱者的同情、一直同甘共苦的纽带。没有这些,社会就会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残忍,最终走上自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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