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HILIP DELVES BROUGHTON。
我作为英国人长大，以为自己对民族自仇现象无所不知。我们在国力一去不复返的阴影下长大，人们被教导说，我们不过是一群榛睡鼠，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大型帝国的身后。为麻醉自己，我们大剂量地开出了讥讽、自贬和《楼上楼下》(Upstairs, Downstairs──注：英国经典古装名剧)的药方。
但我后来迁移到了美国，而在美国居住10年过后，我发现在自虐言辞和其他很多方面，我们欧洲人都只是二流角色。我们耳闻，美国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内部的有效制衡，而是陷入了分崩离析。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挥霍全国的财富。桥梁在坍塌，孩子缺乏教育，那声沉闷的响声，是13亿中国人坐下来吃美国的午餐。尽管有过那么多的辉煌，这个国家在近几年的士气却很低迷。
所以在几个月前，我为反抗这种悲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加入了美国国籍。
之前有人告诉我，2013年加入美国国籍很鸡肋。我的余生都将被联邦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玩弄于股掌。圣战分子将把我标记为“邪恶撒旦”的一个小鬼。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更加适宜。欧洲的社会保障网络更加坚实。亚洲经济机遇更多。我是怎么想的呢？
首先，在跟10岁的儿子一起看汤姆·汉克斯(Tom Hanks)电影《菲利浦船长》(Captain Phillips)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绝妙的观点：如果有朝一日被索马里海盗绑架，我会希望自己是一名美国公民，这样美国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就可以来救我。
同时也觉得时候到了。过去10年我在美国幸福地生活，同时保留了我的英国国籍。妻子和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我交税，却没有投票权。一开始我并不在意，但随着我在美国的财务投资和情感投资越来越大，烦恼与日俱增。
本来我把绿卡更新一下就可以了。但不论是在权利方面，还是在责任方面，只更新绿卡似乎都已经不够了。我享受着生活在美国却付出很少的特权。
43年前，外公外婆从缅甸来到美国。他们抛弃了曾经拥有的一切，和一个将来会嫁给英国人的女儿，在弗吉尼亚重新开始。我自己入籍美国并没有经历这么多曲折，只有一笔600美元的申请费，一套表格，一次指纹扫描，一次测验英语水平的面试，一次公民学考验，还有一场宣誓活动。
11月的一个周五，我驱车前往位于纽黑文的理查德·李法院(Richard C. Lee Courthouse)。它是康涅狄格州中部地区的最高法院。妻子和儿子都请了一天的假，来看我宣誓。（说好了完事之后要吃Shake Shack汉堡以示庆祝。）
法庭像其他政府建筑一样宽大而老旧，布满灰尘的电灯照亮了大理石和橡木做成的板壁。我们30个“芸芸众生”有老有少，有来自拉美的，中东的，非洲的，亚洲的和欧洲的，各有各的理由来到这里。主持仪式的是89岁的联邦法官艾伦·布里·伯恩斯(Ellen Bree Burns)，和一位戴着星条领带的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官员。
伯恩斯法官说：人们离开法庭的时候大都是一半满意一半不满意。但授人公民身份是一个充满纯粹愉悦的时刻。她劝我们投票，保留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她还感谢我们使她能够成为带领我们宣誓入籍的法官。
我们拿到了入籍证书，和一个标有“白宫”的黄色信封。信封里是奥巴马总统一封写给“亲爱的美国同胞”的信。他写道：“从我们建国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满含着对更光明未来的希望来到这个国家，他们为了把这份遗产传递给子子孙孙做出了牺牲。这是身为公民的代价和承诺。现在你们成为这段宝贵历史的一部分，你们鼓舞着那些将会跟随你们而来的人们。”
美国很好地践行了这些话。它是化解风凉话的解药。它使我明白，原先作为观察者而不是公民生活的完全参与者生活在美国，是一件多么不牢靠、多么不完整的事情。我希望那些贬损自己国家失败之处、或怀疑自身国籍价值的美国人，能够先放弃美国国籍然后再重新申请入籍，只为用新的目光打量，美国国籍仍然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馈赠。
作者最近出版了新书《销售的艺术：向大师学习生活之道》（The Art of the Sale: Learning From the Masters About the Busines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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