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经济下行，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蔡英文推行法理台独）。克服这些挑战，中国才会继续向上发展，而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

文 /薛力（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 ）

中国的崛起真可谓全球瞩目，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国际会议不能没有中国人参会。而“一带一路”战略一旦获得成功，无疑将让中国在方方面面跃上新台阶。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型国家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内外两方面都将面临众多挑战，其中有些挑战也可以说是陷阱，或者说是根本性危机。

对中国快速发展的稳定因素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社会的总体稳定，这取决于几个因素：经济绩效带来的政权合法性，或叫GDP-based legitimacy，这是最主要的因素；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进行了巨大而强力的投入，问题是，维稳投入增长的速度与强度是有限度的，维稳经费已经高于军费了，再提升的空间有限；官方对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摄纳，政治上允许入党、给予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的资格、参加政府领导人的出国访问团等，经济上允许与支持其商业活动（典型如支持吉利收购沃尔沃，但从此在媒体上已经很少看到李书福发声了）；文化上给予一些权力与好处，这一点在知识圈中比较明显，有机会从政、给政府出谋划策、经济上可以有丰厚的收入；一般人尤其是精英阶层存在的怕乱心理，觉得好不容易过上几天稳定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接受，咱就不要折腾了；老百姓主要关心的是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值得注意的两个社会现象

但是，当下的中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

1普遍的不满意。

无论是左派、中间派还是右派，无论是激进派、稳健派还是保守派，无论是高级干部、中层领导、基层干部，无论是富裕的阶层、不那么富裕的阶层乃至比较贫困的阶层，似乎都对社会现状与自己的境况不满意，尤其是仇富心态和仇官心态。个体都希望改变这种现状，但力量太渺小、也太无力。

2普遍的不安全感。

大小官员、大中小企业家、学者，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工、农民，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某种不安全感：有的是因为财产，有的是因为官位，有的是因为思想表达，有的是因为医疗保障，有的是因为自己产业的发展前景，有的是因为在大城市的定居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孩子在大城市的教育权利，有的是因为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如此等等。

官员把财产与妻儿转移到国外、富人们把相当部分财产转移到国外、一些企业家把公司注册地点放在境外（数量众多，典型如阿里巴巴、娃哈哈），一些农民对自己的责任田、责任山（树林、草地、果园）等进行掠夺式经营，这些都是不安全感的体现，大家对此也比较熟悉。大家比较少注意到的是，在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一些中产阶级的境遇。他们在这些大城市打拼十来年，有了孩子与房子，与老家的环境已经格格不入，除了户口，已经是城里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的孩子因为户口问题进入不了好的小学与初中，特别是，孩子不能在本地上高中，因为必须回老家参加高考。他们的选择是：或者放下现有的工作全家回去呆几年，或者夫妻分居几年其中一方回去看孩子，或者让孩子自己回家单独上学，或者孩子凑合着上个城里的高中然后投考可以报名的职业学院，如此等等。无论哪种选择对他们来说都代价巨大，他们内心的纠结，所产生的不满意、不安全感、乃至愤怒，是可以想象的。这些人绝对数量也许不大，但具有象征意义，提示政府：户口问题对于2.74亿城市外来人口来说，已经成为他们痛苦的主要来源，其重要性可能超过了自留地与宅基地。他们是中国真正城市化的试金石。

上述两个现象在八十年代是不存在的，九十年代开始出现，现在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病了，到了需要治疗的时候了。许多人会觉得，这些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说法。可是，我们逐渐意识到，许多问题与经济发展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无关。

面临的挑战与陷阱

我首先想到的是环境污染，这是中国下一阶段需要应对的一大挑战，这一点已经逐步成为共识。有些地方依然持经济发展优先的理念，但已经有的地方宁愿在发展经济上做出些牺牲，也要治理环境；有的地方虽然比较落后，也注意选择污染少的经济发展方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治理污染、恢复环境是可以做到的，但比较昂贵，这适用于“通过发展来解决”的范畴。

第二个是，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但中国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框架。经济方面，整体上市场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但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不当干预的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股市依然有明显的政策市特征，典型例子是前一阵子的暴力救市。遗憾的是，很快就有证据表明，这种行为不但效果并不好，还成为海外质疑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有力证据。

虽然非公有制企业解决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并贡献了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但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的限制与歧视依然存在，许多行业限制或者禁止非公有企业进入。公有制企业比重过大、效率低下、却受到特别关照（垄断地位、特殊补贴）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既导致了市场的不公平，还导致了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逆向流动。政治方面，各级地方领导人对于所管辖区域整体影响太大，一把手缺乏有效监督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领导人一换，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官员体系也出现大调整。地方债务的增长在本地缺乏制约机制。

第三个是，缺乏一个官方与民间都普遍信仰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现有的官方与民间的价值观出现偏离。从文化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展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族群凝聚力的源泉。从经济角度看，核心价值观影响族群的经济行为方式，新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都对此有典型的展示。从政治角度看，将成为国家认同的主要来源，对于多族群的国家来说，还关系到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也就是说，没有一套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存在与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崛起也缺乏坚实的根基。因此，我坚信，建立一套官民共信的文化与政治信仰体系是中国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不容易，也可以说很困难。但中国没有选择，只能面对，而且越早越好。只要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达成了共识，就有解决的可能，早晚而已。

第四个是分裂势力，这与第三个有关但不完全一样。中国的分裂势力包括两部分：大陆的分裂势力与台湾的分裂势力。大陆方面以疆独与藏独为代表。香港的分裂势力，虽然是新现象，也难以成气候，但依然值得注意，特别是注意探索治本之道。关于藏独，我想说的一点是，达赖喇嘛的主张相对温和，至少没有公开主张独立。但他已经八十高龄，一旦过世，新一代的藏独势力可能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思考与准备。

关于疆独，中国政府过去几年采取了“几手并下”的措施：对于露头的疆独势力与行为，坚决打击；开展群防群治，把疆独势力消灭在苗头状态；强化边防管控，防止疆独势力非法越境，但采取措施便利普通民众正常的出入境需要；大力发展经济以弱化三股势力滋生的经济土壤，包括内地对口支援、设立经济特区、扶持民众的生产与经商、增加民众的就业岗位，等等；发展教育，提升民众的谋生技能与对三股势力的识别、抵御能力。上述措施对于防范与打击新疆境内的三股势力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也要让基层注意，在实施打击三股势力的相关措施时，避免给普通民众正常宗教活动造成不便。其他省份在打击三股势力时，也同样要避免给新疆民众的经商、旅游等造成不便。现在的问题是，新疆的三股势力有向外省、境外发展的趋势。三股势力越境参加训练后回到国内实施恐怖行动的案例在增加，国内多个省份也出现了三股势力实施的恐怖行为。不大可能做到各个省份都采取新疆那样的防范与打击措施，境外更是如此。这些行为的根还是在新疆。所以，如何采取治本措施，是新疆与中央政府需要应对的一个挑战。

台独无疑是一个挑战。马英九时期，两岸政治关系相对稳定，经济联系得到强化，但接替马英九的是蔡英文。李登辉属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台独气息”的人物。李登辉1999年提出“特殊两国论”，她这个“国安会”与“国统会”的委员谋划有功。陈水扁2002年弄出个“一边一国”，作为“陆委会主委”的蔡英文更是功不可没。在信仰与推行“台独”上，她将展示出什么叫“不让须眉”。因此，她如果上台，很可能会利用一切机会推进法理台独。如果大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就可能成为她推进法理台独的一个机会。从而触及大陆的底线。一旦大陆因而采取武力行动，美国与日本将会分别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与《美日安保条约》而涉入。战争范围的扩大将严重打击中国外贸，从而进一步恶化中国的经济形势。

第五个挑战是经济问题。经济增长呈现周期性，已经高速增长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在一定时候转为低增长、零增长或者负增长，都属于正常现象。而一旦出现，将导致多方面的连锁效应：既可能来自内部（如社会上的群体性事件，也可能来自党内。苏联的案例表明，一些家财丰厚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与合法化，这种“国家不幸个人幸”心态在一定情况下将成为国家稳定的负能量），也可能来自外部（如被美国利用）；既有经济的，也有政治的；可能在大陆发生，也可能在台湾发生（如被蔡英文利用）。

现在的市场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如证券、期货、金融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信用经济。这使得经济受心理因素的影响远远大于以前。这一点的对于经济陷入麻烦的国家是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另外，对于经济增长、GDP等也不能看得过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算出，中国2014年的GDP是1978年的293.57倍。可见，只要社会稳定、政府与民众一心谋发展，经济发展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还注意到，1990年中国GDP是俄罗斯68.61%，1995年俄罗斯的GDP却变成了中国的54.77%，1999年则下降到中国的18.07%，2014也只是中国的19.81%。这说明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发展框架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减速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是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后果，未来十年潜在的经济增长率有6.2%左右。但这只是一种看法，结果并非如此，而是开始走向正常的经济波谷期呢？该如何应对？这对任何政府都是棘手难题。

最后一个是外部威胁，主要是美国。把中国拉入现有的世界体系，也是一种西化手段。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美国人，在中国经济形势良好期，努力与中国实现合作共赢。但在中国陷入麻烦的情况下，美国将会调整政策目标，尤其是当出现经济停滞、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大陆分裂势力膨胀、台湾推行法理台独、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情况下，消除中共挑战美国的能力将成为期现实目标。

中国如果能成功应对上述六大陷阱（应该说大部分叫挑战更为准确），就会继续向上发展，而不会倒在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上，直到成为综合实力全球第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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